材料 金代以农为本，金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发展农业。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大定二年（1162年），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摇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若放纵牧畜毁坏民田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免除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南北和议后，金世宗于1168年正月下诏增设榷场，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皮、北珠、绢罗。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或言铸钱无益一所得不偿所废。朕谓不然……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1178年，铸钱名曰大定通宝，其质量胜过以前的钱币。1180年正月，确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1185年金世宗从上京回来，时宰臣说：“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就任之前，罗斯福在纽约州领导了“童子军运动”，努力促进青少年接触自然，陶冶情操。他发现无论是组织者还是青少年，没有多少环境保护意识，甚至还不断发生损害环境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罗斯福加强了对“童子军运动”的领导和改造。

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议案后，很快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保护队征募的对象主要是18－25岁的城市未婚青年，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品质和性格。依据工作等级和表现，队员每月可得30－45美元的工资，他们必须将其中的一部分寄给他们的家庭。林业界权威人士认为，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在大约40年后价值可达到2.4亿美元。在30年代负责征募队员的陆军部的体检报告中，常出现“体重太轻”“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词汇，已经被“黝黑”“健牡”等取代。

——摘编自藤海键《新政的奇葩：民间资源保护队》

材料   清末，中国封建主义盐务管理制度已“弊窦百出”，加上清王朝垮台，政局混乱，省自为制，“盐枭活跃，倍徙平时”，至1913年时，“盐务腐败，已达极点”。

为此，北洋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盐务改革。1913年12月，公布《盐税条例》，将从前各项课税名目一律删除，改征统一税，统一税率每担2.5元。同时，又对盐场进行进行整顿，裁撤产量少，质量差的不合格盐场。1914年2月，又公布了《盐务稽核总、分说章程》。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征收一切盐税盐课”。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在直隶、河南两地74县废除封建专商垄断的运销体制，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全国各地又有一些县陆续开放了食盐贸易。到1931年，全国已有近半数的县实行了自由贸易，同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任何人，不得垄断”

——摘编自丁长青《民国盐务史稿》

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明臣张原言：“盖以正德年间，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地主豪族隐匿土地、人口的大量流失，政府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朝中向各地派出镇守太监，他们鱼肉百姓，大肆搜刮，导致百姓流亡，农民起义遍及各省。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重用张璁对社会时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至嘉靖九年，已查勘京畿勋戚庄田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嘉靖十年，浙江、两广等处的镇守太监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肄”亦被裁革。与此同时，对两税法进行了改革，把田赋和徭役合起来，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张璁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材料   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吸取苏联的经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生育保险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有统一的待遇标准并进行统一管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国统一的保险条例颁布之前，东北共有79.6万名职工参加了该保险。1982年，东北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合同制工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借鉴了东北地区的改革成果，决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工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化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同时探索替代公费医疗的改革办法，这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邵汉明等《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建设》

材料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国务院自1985年3月10日起实施新的《进出口关税条例》和《海关进出口税则》。前者规定了关税的基本制度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后者按照国际通行的商品分类目录进行编排，是《关税条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1951年，1985年税则的进口税率平均水平下降了近10%，55%的税目降低了税率，比如发展新技术需进口的新材料、新技术产品、信息传输设备，与改善人民生活相关的餐料、物料、食品等。对一些我国自主生产已能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新税则适当调高了税率。此外，对绝大多数出口商品都不征出口税，只对30多种商品征收10%—60%的出口税。1985年税则强调关税独立自主，国家主权、利益不受侵犯，关税税率的世界协调。它的颁布是海关税则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摘编自尉亚春《中国海关关税税率的变迁（1912—2001）》

材料   建国后，教育事业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旧教育观念的困扰。1949年12月开始，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全国中小学由此掀起劳动教育热潮。如河南省汤阴县鹤壁完小语文老师李栖鹏讲《斯达哈诺夫》一课时，强调学生应该学习斯达哈诺夫的劳动精神；马焕然老师在讲历史课时，以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启发学生。少先队组织了《劳动就是幸福》《歌颂我们祖先的劳动》等大队活动，出了《劳动是光荣的事业》的队报。学校利用晚会向学生介绍了曲耀离、李顺达等光荣劳动事迹。在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前提下，指导学生植树、种花、布置教室、打扫卫生以及搬砖和砌路。增设以科学实验、手工雕刻等为主的“手工劳动课”。

——摘编自陈彤彤《刍议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材料 辽太宗时期，契丹因获得幽（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地区）而大大地向南部汉族地区扩展了疆域，形成了北部以上京（辽代都城）为中心的游牧地区和南部以南京（北京西南一带）为中心的渤海人、汉人农业区。为适应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辽太宗以“以国制（契丹旧制）治契丹，以汉制（唐朝的制度）待汉人”的基本原则对官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南面官治汉人，北面官治契丹的南、北面官制度。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等

材料   清代初期，河北漳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尝试。讲求实学、会通中西的颜元是这次书院教育改革的主持者，他认为当时“举世无一真德真才”的可怕局面是理学片面追求讲读静坐和书本教育造成的，由此力倡培养经世人才。与当时流行的八股应试教育迥然不同，漳南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习礼歌诗、文书计算、科技工艺、体育军事、农商钱谷等实用知识，教学方法则侧重正面教育和奖赏激励，同时强调“习行”和“习动”求凡事要亲身实践，付诸行动，健全体魄。民国时期蔡元培曾指出尽管漳南书院的制度已经过时，但对尚未解决的很多教育问题仍有深刻启示。

——摘编自李伟波的《颜元对书院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其价值》

材料   孙中山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具有现代民主管理色彩的乡村治理颇感兴趣，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这些蕴含浓郁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思想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实践尺度。在民国政府酝酿乡村自治时，晋、苏、浙、赣等省已有较为成型的乡村治理实践，特别是山西村治运动颇有声势。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与梁漱溟的邹平探索也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参照范例。乡村治理既有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的政治需求，也有当政者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管控的现实压力，乡村治理成为国家与社会寻求平衡的突破口。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标志着孙中山村治思想的全面展开。但是，具有民权色彩的现代乡村制度并未走太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了强化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世界的直接掌控，以削弱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民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保甲制度，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制度走向。这一制度转变带来的恶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破解社会阶级矛盾，激发农村内生活力。

     ——摘编自《清末民初乡村治理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