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孙中山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具有现代民主管理色彩的乡村治理颇感兴趣，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这些蕴含浓郁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思想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实践尺度。在民国政府酝酿乡村自治时，晋、苏、浙、赣等省已有较为成型的乡村治理实践，特别是山西村治运动颇有声势。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与梁漱溟的邹平探索也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参照范例。乡村治理既有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的政治需求，也有当政者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管控的现实压力，乡村治理成为国家与社会寻求平衡的突破口。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标志着孙中山村治思想的全面展开。但是，具有民权色彩的现代乡村制度并未走太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了强化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世界的直接掌控，以削弱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民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保甲制度，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制度走向。这一制度转变带来的恶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破解社会阶级矛盾，激发农村内生活力。

     ——摘编自《清末民初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   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初起时是乡村教育运动，主要参与者有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大专院校以及从事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教育家和团体。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乡村教育运动很快转向乡村建设。1930年后，各种乡村建设试验区在各地涌现。乡村建设工作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视。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定建立“县政建设试验区”，将民间的乡村建设和官方的地方自治相会合，1933年，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召开，使各地分散的乡村建设运动走向合作。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在提高教育水平、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最终并未实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不过乡村建设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其历史意义应于以充分肯定。

——整理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认识到变法需要有新的人才，需要有新的教育，于是逐渐把“变法”与“兴学”相连，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同时，清政府规定学堂中的学生，无需通过严格的科考，按其专业与成绩，就可颁给一定的功名。于是，书院改革渐入高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完全采用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的内容，发布上谕，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学堂开始飞速发展。同年，张之洞按学堂方式“革书院，分习经史、地理、天文、外政、格致、制造、绘图、算学诸门，并制定了《通省学堂公共简要章程》，但在讲授内容程度的深浅，执行章程的先后方面，可以根据不同学堂区别对待。由于全国没有行之有效的章程以及光绪皇帝没有实际决策权力，随着变法的失败，书院改学堂的步伐也就停止了。

——摘编自曾带丽《张之洞与晚清书院改革及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