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   英国内战结束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取得了国家政权。此后近20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并进行改革，成为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大变革的预演。议会下令创办了一些新学校，建议每一个大城镇中至少有一所大学或学院，济贫院的孩子每天也要学习2小时。财政拨款18000英镑用于提高教师待遇，减少教师流失甚至紧缺情况。课程设置上，建议学校教授逻辑、修辞、历史、英文、哲学、法律、算术、地理、数学、音乐、天文、诗歌和医药。国家除了资助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感知的重要性，反对死记硬背等思想。但因其教育改革目标过于宏大，加之王政复辟，改革进程很快中断。

——据喻冰峰《清教革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

材料南中地区是众蛮夷聚居之地，地势险远。诸葛亮耐心地对南中大姓和各族首领展开攻心战术，使南中夷汉各族做出不再反叛的承诺。平定南中后，蜀汉统治者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又将建宁郡、永昌郡部分地区增设为云南郡。统治阶层将当地的豪右大帅移徙至成都，让其到中央任职。同时，在南中大兴屯田，鼓励垦荒种地，将各族人民编为齐民，传播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至此，南中地区“纲纪粗定，夷粗安”。蜀汉政权也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后方，为其在三国鼎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伟山《三国民族政策及其特点略论》

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属僚主要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 583年，隋文帝杨坚对地方机构实行改革，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同时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个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据卜宪群《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等整理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

——摘编自王世东《宋孝宗赵奋的为政治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