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

材料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拥兵自重，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改土归流始于明初，大规模推行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完成于清末。明成祖在平定贵州土司叛乱后，在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亦划归贵州，建立行省。永乐十八年（1420），政府强制土司弟子入学接受儒家教有，教授四书五经，发展土司儒学。雍正时期，政府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大量汉民进入湖广地区，与当地的土民、苗民进行商业、农业互通；同时通过大规模的西南移民政策，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儒释道文化带入黔东南，从而促进了贵州及西南地区的发展。

——摘编自王勇《试论土司制度的衰落及其原因》等

材料   新解放区的教育接管工作，先以中心小学为重点，改造学校行政，调整行政干部，新配备的校长、教导主任绝大多数从北京各校有威望的教职员中选拔，老解放区的干部只占极小部分。新解放区小学教育启发学生自觉自治，废除了过去法西斯化的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方面，取消了党义等反动课程，高小增加了政治常识。加强了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开展了好儿童运动，提出爱国家、爱人民、好劳动、好学习、尊师长、守纪律等口号。师资方面，撤换了个别反动教员，安排一般教员继续工作，并通过个别谈话、暑期学习会等形式对大多数教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还安排老区教员以谦虚、谨慎、诚恳、朴素、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去影响新区教师。此外，还通过增加免费学额、举办识字班等措施来吸收和照顾贫苦家庭子女入学，如冀中十专区，经过整顿和改造，入学儿童已达二十万

——摘编自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

6 . 材料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汉武帝时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始于元符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在朔方以西至令居屯田，屯田官兵达五六万人。此后，随着战争的需要，上郡、朔方、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以至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屯田，屯田官兵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人之众。屯田制度解决了边地军队的军粮供应问题，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以保证，汉朝政府对西北边塞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摘编自漆侠著《中国改革史》

材料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业，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实行改革。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郊外设邑、卒、乡、县、属等机构。……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

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摘编自中华文本库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

材料：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

——《宴阳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