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武汉位于长江、汉江两江交汇之处，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频繁的灾害、战乱使武汉地区民众生存处境艰难，遭受极大的苦难，同时落后的卫生状况、贫乏的医疗条件均为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行的空间。为了打开武汉地区的传教局面，基督教传教士积极开办诊所，通过施医赠药、救死扶伤等医疗手段来获取当地民众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排斥心理。1864年，在基督教传教士郭修理的请求下英国循道公会派遣传教医师施维善来到汉口，开办了晚清民国时期武汉第一家西药诊疗所，即后来的普爱医院，是近代教会医院的雏形。

——摘编自石松《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及其影响》

材料二   改革前，英国的医院各自独立运营，医疗条件普遍落后，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患者也无法享受到理想的医疗服务。1948年，工党政府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推动实施了医院国有化改革，英格兰及威尔士的1143家志愿医院和1545家市政医院被收归国有，由卫生部设立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改革之后，英国的公立医院总数为2688所，总雇员数约30万人。医院国有化通过区域性医院联合体形式，重新整合医疗资源，使“全民、全面、免费”的医疗服务成为可能。

——摘编自白爽《1948年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从1985年开始，伴随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组织。由此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等。在总结第一次医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新医改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建立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建立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摘编自吴丹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3 . 材料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削，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同时，豪商大贾们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生产部门。面对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公元前120年起，重用“兴利之臣”，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其中尤以桑弘羊最受信任。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征收财产税，即算缗告缗；扩大公田数量，出租给农民并收税；屯边移民，将民众迁往汉帝国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这个措施极有助于安置流民、降低军费；推行五铢钱，打击私铸行为；盐铁收归官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北宋时期，绘画进入商品市场，使绘画艺术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统治者“重文轻武”，边陲未定却安享“太平”，咏歌文藻，游娱翰墨，帝王、贵族对文化财富欲求达到极致。在沿袭五代设立专门绘画机构的基础上,北宋对画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增加画院的人员编制，其次在太学中创设“画学”，画院根据画师的考试成绩，分别授予他们各种职街。为了提高画师的技术水平和增加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画院规定了一套系统的教学和训练内容，将“画学”按题材分为佛道、人物、鸟兽、山水、花竹和屋木等六门，还设置了“说文”“尔雅”等辅助课程。画院踏实、严谨的画风，工致、优美的格调，清新、隽永的意境，对今天的创作也能提供借鉴，仍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

——摘编自陈可《绘画史》

材料   明代中期,农民逃亡的现象明显多了起来,官方屡屡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困难｡嘉靖年间,江西等地进行了“地(税)丁(役)合一折银征收”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在万历年间推广至全国｡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赋役册簿大量地毁于战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征发｡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再次增加,不少地方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受损｡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随后在广东进行了“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即将丁役银合并到田税中一起征收｡雍正二年,清政府将“摊丁入亩”在全国各省全面推开,从此,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从“以丁为本”到“以田为本”的转变｡

——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

材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阀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一所，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权力全部揽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一一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材料     宋代的科技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进行科学知识和技术教育，涉及天文、历算、水利、医学、军事、纺织、制造、印刷、建筑、种植、地理及矿冶等多个学科领域。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为算学规定祭祀历代科技大师的礼制，受祭者多达70余人，借以使学生仰见古人风范，以收到“见贤思齐”的教育效果。宋代各科技教育机构立足实际，如医学，到宋神宗时开始分方脉、针、疡三科进行教学，课程设置分为三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实践课。算学课程分为三类: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在宋代，无论是医学、算学还是武学，无论是升舍还是毕业，对学生的考核都是十分严格的。如医学的考试，平时依据太学的“三舍法”，实行积分升舍，所积学分达到规定的要求，方可依次开入内含和上舍;医学的毕业考试更为严格，既考理论又考技能，分三场进行。作为职官性机构的司天监十分重视引导学生辩认星宿，“提举官与判监及测验官，夜于浑仪台上指门逐人在天星宿，若门士不识五星以上者，降充额外学生”。同时，司天监还着重培养学生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及占候等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摘编自赵国权《从科技创新看宋代的科技教育改革》

9 .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10 . 材料   东汉初，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徭役负担，光武帝颁布了“度田”诏令，核实各地的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起初，地方官员在执行“度田”诏令时，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袒护豪强大族。特别是河南、南阳两地，一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一为帝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这些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严惩在“度田”中作弊的官员，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守达十余名。从打击官员所涉及的地域范围看，有河南郡、河内郡，兖州之东平国，徐州之东海国、琅邪郡，荆州之南郡等，范围很大。光武帝的“度田”令因此得以严格执行，取得显著成效。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