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社仓指中国古代各地储粮备荒的一种政策，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社仓经过康熙帝试点实践，再经雍正全面试行而普及全国。雍正帝成功实行社仓，一方面是受儒家重视民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改革政策，既因地制宜，又整仿吏治，盘查社仓，及时纠正不适宜的政的政策，使得社仓建设正常进行。雍正帝将康熙帝犹豫再三的设立社仓的想法变为成功实践，并为乾隆朝社仓政策的更加完善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的社仓制度奠基于雍正帝。莆公权先生阐迅清朝的粮食体系时曾指出：“在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饥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清政府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制度。通过我们对于雍正朝初期社仓与保甲同时推行的考察，可以说清初社仓制度与保甲制度对基层治理效果同等明显。

——摘编自常建华《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材料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税制改革的任务。1993 年 12 月底，税制改革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陆续公布，均自 1994 年起实施。1994 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改革货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 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取消了盐税、烧油特别税、集市交易税等 12 个税种，并将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1994 年，省以下税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

——刘佐《中国税制改革 40 年的简要回顾(1978—2018)》

5 . 材料   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自秦汉到清朝逐步发展完善。 兴起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对秦朝至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政策的重大完善。这一政策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街，以进行间接统治。

明清承元制，要求继承人须到中央政府履行手续。雍正帝还发展了唐太宗的思想，主张“中国自古一统”，内地和边疆没有“华夷中外之分”。雍正四年（1726 年） ，接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滇、黔、桂、川、潮、鄂六省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在此过程中，各地措施有所差异，更非“一概更张”，如广西已基本完成、川滇“土司尚留十之六七”。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6 . 材料 晚清地方自治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由直隶等省先行试办。1906年8月，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地方自治领导机关。该局先以普及自治教育为活动重点，选派曾学习过法政的士绅为宣传员，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每月印发《法政官话报》《自治讲义》分发各属学习与张贴。另附设了自治研究所，培养自治人才。经过为期四个月的速成学习，袁世凯选派一些人赴日学习、考察。又由天津官、绅、商、学共46名代表组成自治促进会，依照日本自治法规，制定了《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在此基础上，于1907年七八月间通过选举组成了天津县议事会。至此，天津试办自治初见成效，袁世凯遂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

——摘自徐永志《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产权改革优先成为探讨的焦点。当时，仅仅是关于全面放开价格的传言就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股份制开始积极试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针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难题，我国创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把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为了便于更多企业上市，199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通过后，进一步把国有大企业股份构成中占比过大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摘编自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8 . 材料 嘉（庆）、道（光）以后，清朝医政日趋颓废，庸医充斤，疾病流行，公共卫生堪忧。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认为，清洁卫生是“地方行政第一要务”,“强民以重医为先”。与此同时，外人在华设立的医院和医校为中国提供了模仿的样本，逐渐赢得国人信赖。新政实施后，巡警部 将医疗卫生纳入职责范围；民政部设卫生司，负责医疗卫生。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涉及医学教育、卫生行政、医院建设、公共卫生等多个方面，远超1901年以前60年间的成就。然而，从整体上看，清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没有全盘的统筹计划，也没有独立的专门卫生行政 系统，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严重受制于人才和财力。

——据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等整理

9 . 材料   晋察冀边区通过实行统筹开支、合理负担、征收救国公粮，并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基本解决了军政开支的需求，但仍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为使边区税收制度趋于科学化，1940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双十纲领”。此后在认真研究和总结边区各地的丰富经验，并积极吸取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的基础上，1940年12月，公布《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统一累进税是按照财产和收入而统一累计征收并有累进最高率及免征点的一种税收制度。规定：（一）资产中，应征者以有收入和用来营利者为限；收入中，应征者为土地收入、林木收入、合作事业收入、房租利息和各种工商业收入等。（二）农业累进税以土地为计算单位，财产与收入合计，以其平均每年的收获量为标准折成“标准亩”，在此基础上计算“富力”，折算纳税分数；工商业累进税将资金与收入分别计算“富力”，折算成纳税分数，按同一累进率征收。（三）根据家庭每人平均“富力”之多少，分为12个等级，税率按等累进。（四）明确免征点，使赤贫人民免纳负担

——摘编自《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税制改革》

材料：自19世纪后期，欧美国家普遍建立的新式供水系统传入中国。天津传统的饮水来源主要是以井水和担运、车运的河水为主，民众取水困难且水质较差，人们认识到“时疫流行，半由水质不洁所致”。1898年，天津英租界首先成立了“天津自来水公司”，供水区域主要包括英法两个租界。1902年，袁世凯主政天津，批准并扩大了“都统衔门”时期已经开始修建的“天津济安自来水厂”，它原只为老城区供水，后延至旧日、法、奥、俄各租界，最后扩展到近乎全市范围。随着新式供水系统的建立，天津市民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城市部分区域重新铺设了新的下水道系统。

——摘编自刘海岩《清末民初天津水供给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