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道光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费不赀金银出洋，又恐干例禁”。道咸之际“（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直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解部之款，日少一日”，中央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数尚巨”。咸丰三年二月，清文宗奕詝采纳左都御使花沙纳票钞“行虚”的建议，由户部草拟试办银票章程请旨准行。然未总结历代封建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咸丰三年七、八月，京城行银票“市廛观望”，一些商人“相约”抵制，纷纷歇业。宝钞的推行，也使京城一片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仍概征银。……似此诡词巧取，直以国家正供，恣意侵渔、蠡国害民莫此为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清穆宗载淳正式谕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历时九年多的票钞便寿终正寝了。

——摘编自文廷海《论清代咸丰间“票钞”改革及其失败》

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方言众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很大的方言所作的报告。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文盲。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栓排）问题。因此文字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之一，文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新中国文字改革过程中.存在学术问题政治化处理的错误做法。有一些人因对文字改革的激烈批评，而被错误地当作反对政治改革被划为右派遭受了迫害。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文字改革中导致有的问题考虑不周，尤其是简化汉字方面，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

材料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对官制进行改革，将门下省所隶城门等五局转隶殿内省，废去了门下省的散骑常侍等官，同时增置了给事郎四员，使其成为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机关。炀帝还罢废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职官，如三师、特进等。炀帝省并119郡，较之文帝时州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多。炀帝还于大业八年颁布诏书，规定“自今以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并明文规定“魏、周官不得为荫。”周齐用人尚武、尚贵戚，所以隋文帝提出“武力之子，俱可学文”。炀帝因此大兴文教，恢复国子监，增加学生员数，扩大秘书省的官员编制，重视编撰图书典籍。为了彻底改变官吏队伍的构成，他创立科举制，开辟用人新途径。清人王夫之认为，“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摘编自吴洪琳《评隋炀帝官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