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初，江南地区以不到全国6%的土地，提供了全国23%的税粮。永乐迁都后，运粮路线大大加长，民众亲自运粮，往返需一年时间。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有时俸帖领取七八石米，仅易银一两。太仓州1391年造册时有8986户，到1432年造册时只有1569户。周忱任江南巡抚后进行了赋役改革：他用折色的银和布折纳一部分税粮，允许贫难人户用银一两抵米四石，用阔白棉布一匹准平米一石，不再要求以实物缴纳税粮。这一改革取得了“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的实效。他规定粮长在征收税粮时还要用“拈间”的方式抽取随行人员，将征得的余米划归地方政府，还建立了以济农仓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并用济农仓余米补贴农民生活。但将粮长征收、储存、解运税粮的权力收归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经常把征得的税粮挪为私用。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

——《宴阳初传》

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频繁的战争引发了疫病流行频率的增高。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卫生知识以及公共卫生观念也逐步引入中国。甲午战后，面对“华界”的肮脏与“租界”的整洁，清政府的部分地方官员开始逐步效法“租界”，建立起早期公共卫生防疫制度。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属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掌核办理防疫卫生、设置病院以及检查医药等事宜。卫生科下设三科：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保健科负责检查清洁河川道路、饮食物品安全等公共卫生事项；检疫科负责免疫、检疫疫病以及预防疫病等事项；方术科负责病院的管理、药品生产及营业、医生和稳婆的考验等。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自此，清代全国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制度逐步确立。

——摘编自罗小林等《清代卫生防疫制度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