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统兵作战，先后击败陇西的李轨和薛举父子、击退并州的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河北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郑王王世充，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承认唐初百姓“凋敝之余，饥寒重切”，规定“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武德七年，重新颁布均田令和赋役令，使农民在战争期间从地主手里夺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一定土地，流亡的农民复归版籍。唐高祖时期，国家逐步统一，典章制度日臻完备。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清末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使得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与现实社会的行进很不协调。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激化，民变不断，民众呼吁更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新兴资产阶级希望政府通过法律形式保护他们的一切，以便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学翻译著作进入了中国人的视域，使中国人从学识上认识到了西方审判制度的先进。清末新政期间，朝廷派出考察团队学习西方审判制度，出台了效法西方的实体法律，比如《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等。经过法部和大理院的争论和博弈，最终明确了独立审判制度不受任何机构的干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明确规定，法官审案务必根据证据进行断案，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检验辨别真伪；规定了所有审判务必公开进行。《大清法院编制法》中规定了判案中原告与被告均可以请律师辩护的原则。清末审判制度改革建立起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审判机构最基础性的框架体系，推动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司法实践的近代化发展。

——摘编自周海燕《清朝末期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   陈亮生活的时代，南宋朝廷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为此，陈亮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宋初立国的那些制度，由于本身存在缺陷和后世执行中的错误，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他说宋太祖制定的“经画天下之大略”，主要就是约束地方官吏的权力，结果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这个“经画天下之大略”虽奠定了宋朝一百五六十年的统治基础，但这套统治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病。后世的统治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统治制度的固有缺陷，反而将这种体制的缺陷进一步极端化，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没有摆脱这种对地方政府“柬之不已”的统治思路：其结果是“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陈亮认为，政权、兵权、财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郡县空虚，无力抵挡外敌的入侵，最终导致“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的局面。他崇尚皇权，但对宋孝宗的专断独裁非常不满，认为专杈不得人心，必然要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与怨恨。在过度专制的体制下，君主事必躬亲，必然会导致很多错误，他主张，君主要把很多事权交与大臣，自己做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君主应该履行的职责。

——摘编自徐军、鲍新山《陈亮改革思想新探》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

材料   元成宗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下诏减免当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元贞元年（1295）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从重处理。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成宗下诏罢征安南，释放了扣押的安南使节，着手缓和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放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对待贵族官僚则采取恩成并施的方针，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政事。《元史》对元成宗的评价是：“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摘编自邵远平《元史类编》等

材料   明初规定，纳粮人家“亲赴州县所在交纳”。因此，“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还有的粮户委托别人去州县代纳，于是产生了所谓“揽纳户”，他们往往勾结州县吏胥从中舞弊。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这一制度主要在浙江、南直隶、江西、湖广和福建等地区实行。粮长主要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最为繁重的是解运。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二十五人，输粮于京师，将还……赐钞为道里费”。有的粮长，如郑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如邾阿奶，“起立名色，科扰粮户”，正名“加五（成）收受”。

——摘编自南炳文、汤钢著《中国断代史系列》

材料

元和初年，面对“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的局面，理财家李巽在盐法方面“大正其事”，强调“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将盐利收入归于度支，使之成为中央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他首先降低盐价，元和元年（806年）奏：“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这便是仿效刘晏时的常平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将盐直接零售给百姓，以平抑盐价。降低专卖价格以及政府低价粜盐，促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其次，调整专卖机构，为了使盐的购销网趋于合理、严密，对原有机构或裁并，或增设，如“堰埭先隶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疏通了盐专卖的流通渠道，促使专卖收入猛增。再次，废除别贮库。这一措施带来了唐朝中后期户部财政独立的曙光，是关系到三司成立的重要之举。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