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8 年,清朝度支部奏称“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专办清理财政事宜”，“而整理财政必以确定全国预算、决算为最要”。在具体实践中，清政府还下派财政监理官,代表中央到地方对财政清理进行监督,编制预决算。同年八月初一，清政府具体安排了所谓“九年筹备”的预算推进进程,其中计划1910年试办各省预算决算,1913年试办全国预算,1916年确定预算决算。1910年2月,度支部拟订了《预算册式及例言》,规定:预算年度应以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二月底为止;预算册内先列岁入,后列岁出;岁入与岁出各分“经常”与“临时”两门,门内分类,类下分款,款下分项,项下分子目。梁启超发表时评指出,预算的宗旨就是“除预算表岁入项下遵依法律所收诸税则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征索;预算表岁出项下所列诸款目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支销”。

——摘编自陈旭东《清末新政时期西方预算知识引介与制度嫁接》

材料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被逐渐腐蚀，成为一种文官集团内部拉帮结派的工具。录取考生的主考官可以成为这些新进士的“座师”，以师生关系为名，座师提拔学生，学生孝敬座师，结成私党。

为消除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从嘉靖七年开始，各省的科举考试改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自主管理。而且明确规定，录取的文章要求文风朴实，说理明白，对于空谈大道理、辞藻华丽的文章一概不予录用。后来把改革第一年录取的进士的文章，挑选了一批范文结集出版，颁行天下，以端正文体。在这个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了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是：“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远。”即鼓励考生对儒家经典上的说法阐述自己的思考，有所创新和发挥。

嘉靖年间的科举考试录用了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勇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包括后来隆庆变法的主持者高拱、万历变法的主持者张居正、抗倭英雄胡宗宪、谭纶、唐顺之，著名清官海瑞等。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材料 元代初年的钞法，有相当完整的制度，通行全国，信誉极好。然而，战争、赏赐和作佛事耗费巨大，每年收支亏短甚巨，中统钞价值逐渐下跌，物价上涨。1284年，忽必烈重用卢世荣着手“整治钞法”。把稳定币值和扩大财政收入、控制物价三者密切联系起来。主张“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续券”以与纸币并行流通，恢复金银“听民间从便交易”。充分发挥常平仓制度的作用，多法管制物价，以谋币值的稳定。设立平准周急库。将平准库改为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1285年四月因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弹劾被杀。

——摘编自李于、周社征《元代的理财家——卢世荣》

材料   为了振兴安史之乱后陷于极度困境的国家财政，整顿濒于崩溃的唐王朝经济，刘晏着手经济改革。漕运改强制的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制。盐政改官收、官销的官营专卖制度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以民营为主的产销制度。在不产盐、且距产盐区遥远的边荒地带和一般盐商不愿去的地方，由国家运一部分盐贮于这些地区，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给老百姓，以防止少数盐商抬高盐价，获取暴利。刘晏坚持“以养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思想原则，对户税和地税进行全面改革。他下令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并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据统计，解放前夕的北平全市有保长338人，甲长9955人。1949年4月7日，保甲制度彻底废除，新的街乡人民政府成立，村政权随之建立。5月份，北平城乡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起来。1949年8月，京郊472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筹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北京市先后于1951年3、4月和7、8月在郊区270个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民主选举工作。到1955年京郊312个乡，均已建立党的组织。1956年共有党员10764人，占农业人口的2%。

——摘编自田涛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材料   春秋以前，当兵是一种权利和荣誉，“国人（住在城里的平民，有义务服兵役）当兵，野人（住在城外，地位低下）不当兵”。战国时期，这种军事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及形式的巨大变化，各国都建立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当时，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当兵成为每一个人需尽的义务和责任。西汉时期以征兵制为主，武帝以后辅以志愿兵和刑徒兵制。征兵制规定：男子自成丁之年（汉初沿秦制为15岁，景帝时为20岁，武帝以后为23岁），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而在战时，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下令征兵。这种兵制在小经济相对稳定、户籍管理较为严密的条件下，为国家提高了充足的兵源。后世朝代多有借鉴。

——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思想。汉武帝继承并发展古代和汉初尊贤用士、选贤与能的传统。到汉武帝，察举人才的标准、数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察举制度走向了制度化、经常化。核心是察举孝廉。孝与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民有德行称孝，吏有德行称廉。创设茂才科，选拔有特殊专长的人才。对策用于特科察举之后皇帝的亲临考问.皇帝亲览对策，最后决定等第。太学和郡国学校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射策多用于太学考试.按照答题的优劣，分授不同的官职。朝廷设立了专门管理上书事务的机构.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称为“公车上书”。上书拜官首先经过审核，言有可取即授职试守.满岁报告治状，然后决定是否正式拜官。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旧传统.重用了一批精通本业的商人并改变了过去用文官管理经济、商业、农工事务的传统，特别注意重用精通农业、商业、水利、科技等方面的人才。

——摘编自王国民《从“功臣政治”到“贤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