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材料   钱法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式微——重整——式微的起伏过程。15世纪中叶以降，旧钱、制钱都被允许流通。在通货紧缩与政府铸钱稀少的背景下，铜钱私铸行为屡禁难止。16世纪中后期，明朝全面重整钱法却不断遭遇挫败，制钱多被排挤出税收领域，行钱地带狭小等问题突出。18世纪，清政府对于铸钱制度不遗余力地坚持，对制钱铸造管理采取中央两局为主、各省为辅的分散铸币方式。通过增减制钱投放来调适银钱比价、调整税收领域的银钱搭配方式和比例等措施，清政府间接对白银进行“软”调节。从币材的采购到铸币过程的管理再到制钱的投放供应，清政府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制钱在不少地区取代白银成为新的本位币。不过就整个环节而言，清政府对于铜钱的制度管理面临较大困境。18世纪后期以降，钱法再度走向式微。

——摘编自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拉开第二轮工资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工资改革依然要求基本工资按照等级划分，新合营工厂企业也应用新的国家等级工资标准。“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适当扩大高等级工人和低等级工人之间工资标准的差额”。《决定》提出，必须改进企业奖励制度，强调“按劳分配”，将奖励与个人生产效率切实结合起来，达到“促生产”的效果。同时，对部分特殊时间内的工人工资作了明确的规范，还发布了停工津贴的暂行规定。1957 年9月，工资改革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改革，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实现了初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也统一了内部的工资制度。

——摘编自孙洁《1950年代工厂工资改革的利弊及影响》

材料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势力混战，洛阳、长安等地“粮食并尽，鸡犬无余，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出现了“战乱、农废、土荒、人饮”的现象。建安元年（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军屯以军士耕种，完全按军事组织原则组建。它采取了国民两便的利益分配办法，规定：凡使用官牛的，官得产量的六成，民得四成；不用官牛的，产量“与官中分”。屯田实施第一年，就得毅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广泛推行屯田制，对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蕭云岭《曹魏屯田制略析》

材料 公元前24世纪上半叶，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著名的城邦拉格什发生了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成文记载的改革一乌鲁卡基那改革。改革前夕，王宝贵族、祭司贵族和世俗贵族大肆剥削和压迫平民，使其处境日益恶化，与奴隶相差无几。乌鲁卡基那上台后，下令赦免了那些因欠债、欠租而被监禁的公民们。尽管债务奴隶制在他在位时一度被废除，但却并未从此绝迹。据铭文记载，乌鲁卡基那曾把面包和酒作为固定口粮发给手工业者行会。乌鲁卡基那仅在位约八年，完成了九个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一座手工作坊和数座庙宇，这些庙宇同时也是交换产品的集市。他在位期间，挖了两条运河一伊得尼娜都运河和尼普尔运河，而且把这两条河连接了起来。他还颁布关于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等条例。乌鲁卡基那主要从经济上略加改善下层平民的处境，而奴隶地位没有得到一点改善。随着拉格什的灭亡，乌鲁卡基那的改革措施逐渐消失。

——摘编自刘英伟《乌鲁卡基那改革与梭伦改革的比较》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最早确立县级行政区域。春秋时楚国设尹治县，县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袭，亦不限于楚国人，并以粮食为俸禄。一开始楚县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分裂和叛乱事件时有发生，后来楚王注意削弱县的力量，战国时楚县逐渐由侧重军事性质向侧重行政性质转变。战国时期，楚国往往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把几个县联起来，设立郡一级的组织。但当时郡是军事组织，没有形成郡统辖县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县以下普遍设立了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其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要职责。此外楚在地方还实行封君制为补充，封君是楚王所封，在封邑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封君的实际权力缩小了。楚国郡、县两种组织，为秦朝郡县相辖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产生开了先河。

——摘编自谭黎明《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政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