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新文化运动时期，部分学者将中国国力的衰败归罪于普遍较低的识字率及结构复杂的汉字，汉字简化运动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经济建设，文化普及成为当务之急。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64年颁布《简化字总表》对将近2000个常用汉字进行简化，平均笔划从11.2笔下降为9.4笔。根据中央“尽量用一个宇替代多个字”的指示，简化方案大量合并汉字：“发”同时作为“發（发fa射）”“发（头发fa）”的简体字。随着单字表意准确度的下降，只能搭配进词组中使用，形成“字简词繁”的负面效果。而且民间自主简化、类推简化的风潮四起，大量混乱的字形带来了沟通的不便。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70年代之后继续颁布的简化方案逐渐被废止。1985年后汉字简化的热潮时告一段落。

——摘编自陈炽洪《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

材料   清末，中国封建主义盐务管理制度已“弊窦百出”，加上清王朝垮台，政局混乱，省自为制，“盐枭活跃，倍徙平时”，至1913年时，“盐务腐败，已达极点”。

为此，北洋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盐务改革。1913年12月，公布《盐税条例》，将从前各项课税名目一律删除，改征统一税，统一税率每担2.5元。同时，又对盐场进行进行整顿，裁撤产量少，质量差的不合格盐场。1914年2月，又公布了《盐务稽核总、分说章程》。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征收一切盐税盐课”。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在直隶、河南两地74县废除封建专商垄断的运销体制，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全国各地又有一些县陆续开放了食盐贸易。到1931年，全国已有近半数的县实行了自由贸易，同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任何人，不得垄断”

——摘编自丁长青《民国盐务史稿》

材料：元末以来，由于连年战争，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在战争期间，朱元璋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政府正式按职业把人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类，另有灶籍，登记制盐户。同时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黄册共造4份，上送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因送户部的册子表面用黄纸，所以叫“黄册”或“户口黄册”。当时政府对编造黄册很重视，规定各户表册必须由本人填写，或本户自报请人代写，如有隐瞒作弊，家长处死，家属流放化外。黄册的编造，奠定了明朝的户籍制度，加强了对户口的控制。

——摘编自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等

材料：旧中国高校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的沿海地区及大城市，在院系、专业设置方面，较偏重人文学科。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提出人才培养应“专、快、多”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通才教育”转换为“专才教育”。1952年，教育部提出高校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部对高等院校的统一领导。

通过院系调整，综合大学数量从1949年的49所下降为1953年的14所，专门院校增加50余所；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由1949年的3万余人增加至8万余人。理工类院校比例大幅提高，门类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初步形成。高等师范院校独立设置，为基础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院系调整工作中，盲目仿效苏联模式，推崇“专才教育”，批判“通才教育”，使高等人才的培养走进“误区”；严重削弱了人文社会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摘编自郑璐《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评价与反思》

材料一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

一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其照常行使。但不得增发，逐渐用中央钞票换回……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六、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自由买卖外汇，稳定法币汇率。

材料二   法币改革后，中国摆脱了世界银价波动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干扰，南京国民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当时中国经济的掌控。……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也为日后大搞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白银时代“的终结：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始末》

材料   建国后，教育事业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旧教育观念的困扰。1949年12月开始，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全国中小学由此掀起劳动教育热潮。如河南省汤阴县鹤壁完小语文老师李栖鹏讲《斯达哈诺夫》一课时，强调学生应该学习斯达哈诺夫的劳动精神；马焕然老师在讲历史课时，以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启发学生。少先队组织了《劳动就是幸福》《歌颂我们祖先的劳动》等大队活动，出了《劳动是光荣的事业》的队报。学校利用晚会向学生介绍了曲耀离、李顺达等光荣劳动事迹。在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前提下，指导学生植树、种花、布置教室、打扫卫生以及搬砖和砌路。增设以科学实验、手工雕刻等为主的“手工劳动课”。

——摘编自陈彤彤《刍议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材料 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征、李勋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撰的《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它爵高下。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门阀制度打下基础。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勤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

——郑樵《通志·货一》

材料二 ……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

——《朱批谕旨·直隶巡抚李维钧奏》

10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成立了教育部，颁布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会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清末教育作了一些重大改革。而到了1912年3月，《临时政府公报》公布：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12年9月，教育部又公布“壬子学制”，统一了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教育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并规定：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和男女同校、设立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又颁布半日制学校规程，大量开办师范及各种职业学校，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因此，学校和学生数量增长很快，据教育部统计：1907—1915年，不到10年间，学校数增加了91851所，学生数增加了3269263人。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据材料，概括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教育改革对近代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