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在流民集中的地区，设置侨州、那、县，侨人单独立籍，称为侨户。东晋政权通过这种办法维护了南迁士族的特权，他们可以奴役依附户而不负担赋役。但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侨州郡县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它造成户籍制度的混乱和影响国家收入。东晋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行土断，即整顿户籍，让侨户着籍输课。王导执政时曾于咸和二年（327年）整顿户籍。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又实行土断，王公以下都以土著为断，把其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户籍。刘裕当政时，再次实行土断，首先从江、荆二州开始，逐步推行于全境，称“义熙土断”。土断是政府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和赋役的斗争。通过土断，世家大族所控制的人口成为国家编户。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进行土断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土断政策的历史影响。
材料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9年3月10日旧西藏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废除旧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封建特权和乌拉差役、人头税，依照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进行民主改革，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通过赎买等政策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此次改革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务院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目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藏民主改革的影响。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大行政区制度的意义。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分析“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思潮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受到地方军阀拥护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救亡思潮产生的影响进行合理的解释。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税制改革反映出的治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