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   汉武帝曾言：“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汉武帝传》

材料二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汉书·武帝纪》（东汉）

材料三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司马贞《史记索隐》（唐）

材料四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吴裕垂（清）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变更制度”的政治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四，概括指出班固、司马贞及吴裕垂三位史家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分别持何态度？影响三位史家态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 . 材料一 （1177年）《忠愍谥议》：“公之大名、大节、大勋烈，赫赫在目……率毙于权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而死之日，天下为之流涕……按谥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公其有焉。请谥以忠愍，谨议。”宋孝宗：“有旨，令别拟定。”（1178年）《武穆覆议》：“功立矣……身必享其利，而子孙且蒙福矣。其有身殁既久，而国愈不忘之者，必其功卓然……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

材料二 （1225年，宋理宗在位）《赐谥告词》：“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南宋）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

3 . 材料 龚自珍（1792—1841年）清末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813年，龚自珍在《明良论》中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所涉为官之道，入仕之规，治国之策等。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以言词取媚君上。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虽吮吸的是乾嘉汉学浓郁的空气，但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对于董仲舒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他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他把一切寄托于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以劝说皇帝自动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