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也逐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西汉元始二年，青州发生严重的蝗灾，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向死者发放殡葬费。唐代大和六年，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称“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清初，出于对感染天花的恐惧，对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进行了强制驱逐和隔离，并设置了“查痘章京”一职。明清政府还利用民间乡贤开展了各种疫病救疗活动，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材料二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泽东提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毛泽东深知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摘编自“求是网”《疫病防治这场战争，毛泽东是这么打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毛泽东的防疫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