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学校教育……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对士的需要激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由讲学，各具特色；成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是参议时政的论坛……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景帝时期，出生于今安徽的文翁来成都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遂将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选拔青年人亲自进行教育，并派到长安去学习数年，学成之后用作各级官吏，带动各地的教化……在成都开办学校，校中学子在课堂之外还必须经常到各地有所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大显，人才辈出，风气大变。“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

——摘编自袁庭栋《天府的记忆》

材料一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他提出人们可以共同分享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他提出了“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他提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此外他主张哑、聋等五类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一一以群学为视角》

材料二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于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三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邓小平强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摘编自刘晋祎《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传承与重大意义》

材料   1500-2000 年间世界主要国家及其力量源泉

材料一   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从未中断，而且沿革清晰、源流可考。中国文官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皇帝，同时，文官机构又是支撑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中国自秦汉时起，便开始制订文官律。唐六典的出现，则是文官法成熟的标志。经过宋元至明清，以会典的形式为主，形成了文官法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唐代文官制度中的制授、敕授、旨授和判补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也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便包括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的古代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正式拉开了革新吏制的帷幕。1853年，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理·屈维廉爵士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痛陈了当时政府官吏制度的痼疾，同时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性建议：（一）建立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二）根据不同的教育程度，把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三）对各部的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各部文官可以互相转调；（四）严加考核文官平素的工作，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勤奋程度加以擢升。1855年，内阁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决定成立三人文官委员会，独立主持文官考选事宜。1870年，内阁又颁布了第二个改革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一切文官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方能录用。至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形成。

——摘编自顾新生《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