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与波斯友好交流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要进一步研究唐朝与波斯关系还需哪些方面的史料。
| A．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评价依据 | B．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衡量准则 |
| C．以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作为标准 | D．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进行考量 |
| A．中医学的起源多元化 | B．文献史料需要相互验证 |
| C．先秦传统医学已萌芽 | D．以上文献均缺乏可信度 |
| 序号 | 评述 |
| 1 | 汉魏史册中的大秦传记，“大概由于传闻，不免失真，本土和属土的情况也不易分清；又因为时人相信西方为神仙所居而有所美化，以致无法——指实；然而，也不能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中至少可以略窥罗马帝国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
| 2 | 《后汉书》之《大秦传》包含两部分内容：“一系汉人实地见闻的事实，一系编者身倚案头幻想而出的空中楼阁之谈。”因之，“如欲解释《大秦传》得当，必须区别此传记事，何者为实际的事实，而何者则系汉人幻想之谈” |
| A．借助科学方法得出合理结论 | B．仍须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 |
| C．以独特的视角阐述历史规律 | D．对历史研究仍有史料价值 |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6 . 在一些文献史料中如《荀子》、《礼记》、《韩非子》，认为周公篡位称王，而且是专横篡位。《史记》中记载周公是践祚摄政。而两千年后出土的禽簋铭文记载：（成）王伐奄侯，周公谋（帮助谋划）。以上史料记载的差异说明（ ）
| A．时代环境影响历史记述 | B．史料运用需要甄别互证 |
| C．客观真实历史不可企及 | D．考古发现决定历史认知 |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 记载 | 来源 |
| 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二年（1876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 | 《农商公报》（1916年） |
| 该（祁门）县向来嗜制青茶，1876年，余干臣于历口开设子庄，劝诱园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收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 |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祁门之茶业》（1933年） |
| 同治十年（1871年），黟县余干臣建议祁人改制红茶。胡元龙公见识宏远，接受余某建议，先在培桂山房茶厂，把自采茶叶着手改制，取得了经验，再推广到全村 | 胡益坚《我所知道的祁红茶史》 |
| A．《农商公报》记载更为客观 | B．胡元龙创制了祁门红茶 |
| C．祁门红茶创制于同光年间 | D．三种记载难以形成互证 |
| 评价内容 | 史料来源 |
| 变乱旧章，兴害除利，舍是取非。(乃至)病民伤国。 | 司马光《传家集》(北宋) |
|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 罗大经《鹤林玉露》(南宋) |
|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 梁启超《王安石传》 |
|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
| A．历史叙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 B．只有一种观点符合历史事实 |
| C．当代学者研究结论更为全面 | D．宋代史料记载更加真实可信 |
| 史料内容 | 来源 |
| 宣王（司马懿）大胜（诸葛）亮（指挥的蜀军） | 《晋书·宣帝纪》 |
| （诸葛）亮力挫魏军 | 《汉晋春秋》 |
| 宣王使（张）郃追之（蜀军）……（蜀军）矢中郃髀 | 《三国志·魏略》 |
| A．《晋书》的记载相对客观 | B．蜀军第四次北伐没有实现灭魏目标 |
| C．所有的信息皆可互相证实 | D．正史和《汉晋春秋》的记载都不属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