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所谓“天下国家”，即主张“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也就是将天下所有土地、所有民族纳入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正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国家观的最好诠释。这样的“天下国家”理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是“大一统论”，即把理想中的国家设计成一个“大一统”模式，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其次是“畿服论”，即依据“服”——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与地理空间分配，形成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是“夷夏论”，这是在“畿服论”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关于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摘编自李克健《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告诉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开端。具体而言，“国家”的内涵包含这么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这样，在统治中，国家就必须履行其他一些社会管理和组织职能。
——摘编自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史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世界史”一词。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视角经历变化的过程。
| 年代 | 作者、著作 | 世界史书写视角 |
| 1902年 | 梁启超《新史学》 | 呼吁国人研究世界史以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之中的位置；提倡用代表西方成功经验的进化思想来重写中国历史。 |
| 1934年 | 何炳松《外国史》 | 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和中国固然为东西两洋文化的重心，不可忽视，但亦不宜偏重。” |
| 1949年4月 | 周谷城《世界通史》 | “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 |
| 1962年 |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 |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一战结束的历史。但受苏联世界通史模式影响。 |
| 1994年 |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 突破了苏联世界通史模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考察世界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 |
| 2004年 |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 通过全球视角将各文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进行勾勒，强调各文明的发展、交流、共存，揭示世界的多样统一。 |
| 2010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 展示了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见解，努力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
——摘编自徐蓝《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等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围绕“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阐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