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读封建论致郭老》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丛子厚返文王。（子厚，柳宗元的字，《封建论》作者，主张中央集权）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全盛于1920年到1922年间，军阀、学者、政党（包括中共）都参与其中。“联省自治”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19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联邦制的性质，曾被称为“联省自治宪法”。湖南、广东等省都颁布了省宪法，开展自治运动。
材料三 孙中山晚年对联省自治乃至于联邦皆抱敌视态度，主张中央集权式政治体系。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战争，进而统一中国，联省自治失败。
“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以稳定为由拒绝民主，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本质。谁搞专制独裁，谁就不得人心，谁就会被热爱民主的人民打倒。”
——周恩来1946年对民主人士讲话《新华日报》
材料四 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陈炯明回答问题
(1)材料一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是指什么制度？“莫丛子厚返文王”是什么意思？
(2)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联邦制试验失败的原因。
(3)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实质是为新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寻找历史依据。新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有没有现实合理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
材料一 史料一 人类最早关于啤酒的文字记载出现于6000年前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在世界上首部文学巨作《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有一段关行啤酒的叙事诗，这首诗认为：当人们开始加工并食用面包，酿造并饮用啤酒时，便脱离了野蛮，走向了文明。
史料二 在苏美尔遗址出土的《乌鲁卡尼纳法典》，这部已知最古老的法典（公元前2300年）中提到：啤酒是支付和赎罪的基础单位。
史料三 第喝啤酒的中国人是清朝第一位驻欧公使郭嵩焘。他在1877年的日记中曾提到在伦敦时当友人用“苦酒”饯行，并把这种苦酒翻译成“皮爱”。这也是啤酒第出现在汉语的文献中。
材料二 在古埃及，啤酒还曾被当作劳工的“报酬”发放。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在递造Giza金字搭时，劳工的标准薪资是每人每天3/4条面包和4升啤酒。
现代人熟知的啤酒都是由大麦麦芽、酵母、水、啤酒花四种原料制成。然而，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啤酒中是不含啤酒花的，因而无法长期保存。人类第人工种植并在酿酒中大量使用啤酒花大约是在9世纪的德国。
1516年巴伐利亚公国的威廉四世公爵颁布了德国《啤酒纯酿法令》，规定德国啤酒只能用大麦麦芽、啤酒花、水和酵母四种原料制作。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以法律的形式给啤酒下了定义。
德国巴伐利亚的啤酒酿造师将啤酒发酵工艺带到了捷克的皮尔森地区，随后于1842年生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色啤酒，它便是现在所有工业啤酒的前身。
工业革命之后，啤酒也开始了工业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百万吨的水平，啤酒成对城市工人的最爱，因而风靡全球。
1904年。中国人自己在哈尔滨开办了东三省啤酒厂；1914年，在北京建立了双合盛啤酒厂；1935年，广州五羊啤酒厂成立。
1958年，我国在天津、杭州、武汉、重庆等城市投资建设了一批大型啤酒厂。改革开放后，更多的啤酒厂在中国兴起，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根据【美】汤姆·斯丹迪奇《六个杯子的历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啤酒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啤酒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表现。
马铃薯是世界四大主粮之一。1551年西班牙人将原产美洲的马铃薯带入欧洲。“马铃薯”最早出现在中国何处，学术界存在争议。
观点一：“东南沿海说”
史料1福建《松溪县志》记载“康熙十八年县府曾刊布文告晓谕民众种植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甘苦。”
史料21903年，美国人威廉在《荷据时期的台湾》一书中提到“1650年到过台湾的荷兰船长斯特儒斯曾在其日记中记载在台湾见过马铃薯。”
——摘编自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三)》
观点二：“北京说”
史料3明万历年间，《土豆》诗：“榛实(果实)软不及，蒸根(植物根茎)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花生),蜀国叶蹲鸱(大芋)。配茗人尤未……。”
史料4明崇祯年间，《酌中志》记载道：“斯时所尚珍味……素蔬……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北京)之山药、土豆，南都(南京)之苔菜……不可胜计也。”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两个观点所引史料进行辨析，找出观点所引史料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措施。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英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京师大学堂前后发展有何变化，并分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作用。
宋代的张耒，其诗有云：“阴阳错行成疫疠，君子慎疾防寒燠。”
宋代的欧阳修《永阳大雪》诗曰：“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
宋代的文天祥《五月十七夜大雨歌》诗曰：“尽室泥泞涂，化为糜烂场。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恶气所侵薄，疫疠何可当。”
宋代诗人吴芾的《癸巳岁邑中大歉，三七侄捐金散谷以济艰食，因成三十韵以纪之》诗曰：“况复今年苦亢旱，州里远近咸告饥。田畴弥望总如燎，细民未免俱流移。纵使人能保常产，亦复有甑无米炊。虽幸朝家行赈济，正恐未能遍群黎。往往倾村走山谷，荷锄掘地寻蕨萁。取根为粉虽可饱，食之既久人亦羸。春来必至生疫疠，死填沟壑夫何疑。”
晋代的潘岳《关中诗》有云：“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
明代于谦《延津县》诗曰：“疲民疫病多。”
——摘编自陈纪然，王敬敏《古代诗歌的疾疫书写及其史料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古人认为疾疫发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诗歌的疾疫书写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仪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余秋雨《山河之书·莫高窟》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侧、史苇湘等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这里扎下根来，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李其琼、李贞伯、万庚育、李云鹤、关友惠、刘玉权、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樊锦诗等一批专家学者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与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敦煌石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石窟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文化宝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微博待遇，仍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仍有莘莘学子，投身敦煌，淡泊明志，弦歌不辗，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长期以来，无论在敦煌研究院内部，还是社会各界都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身上积淀和凝结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可贵的精神。2014年，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将这种精神明确命名为“莫高精神”。
——敦煌研究院
材料三 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新华网《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类材料的史料类型。简要分析它们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史学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莫高精神”的时代内涵。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的意义。
材料 《诗经》里面收录了一首题为《氓》的民歌，开始的部分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中的“布”，有人认为指的是“布币”，即先秦时期铸造的一种铲形铜币。表4为一些学者主张“抱布贸丝”的“布”应为“布币”的论据。
| 论据 | 出处 |
| 《氓》是《卫风》中的诗。卫的国都在今河南省淇县，出土空首布（布币的一种）的河南伊川，离淇县不远。 | 何丹、钱玉趾：《<诗经·氓>“抱布贸丝”的确解》载《文史杂诗》2008年第3期。 |
| 《诗经》与衣服、鞋、帽有关的诗篇中，没有发现“布”字。 | |
| 朱熹在《诗集传》中为“抱布贸丝”的“布”注解为“布，币。” | |
| “抱”在上古的意思不同于今天“用手臂环绕、双手合抱”。从出土文物及历史记载看，上古人们穿袍裙，有怀中藏钱物之习。 | 胡海琼：《<诗经>“抱布贸丝”之“布”考辨》载《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
表中的学者是从哪些方面收集史料论证自己观点的？这些论证过程具有哪些特点？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血吸虫病患者约1000万人，约1亿人民受到威胁，江西省余江具是当时的重灾区。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在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余江县采取科学防治、中西医结合、全民动员、群防群治、因地制宜等策略，结合农田改造和水利建设，大力开展消灭血吸虫的宿主——钉螺的群众运动。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
——摘编自班和《20世纪50年代党领导消灭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毛泽东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后，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注∶两首诗分别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治理血吸虫病不同效果的描写。
(1)分析余江县能消灭血吸虫病的原因。
(2)简要赏析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