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朱元璋即位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撰修全国性志书《大明志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又诏令天下各地郡、县、卫、所撰修志书，并颁布了《修纂志书凡例》，对志书包含的各项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除景泰、天顺、嘉靖时期分别撰修的《寰字通志》《大明一统志》《承天大志》等全国性志书外，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共同兴盛的局面。嘉靖时期的《重修淳安县志序》中说的“皇明御极，鉴古定制，郡邑皆有志，而会其总于天下一统志”，便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本中共辑录现存明代方志多达7413种，而实际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记录史事和撰修史著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代代延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到宋代，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古代史著在内容和体裁上趋于成熟，这使宋代史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对元明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明代上述史学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虽然最高统治集团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对史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汉族统治政权。到明代，这种传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在《四库提要》中说，明代人“尤好作私史”，便是其重史传统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代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明代史学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材料一 （天下起兵）人户凋耗，版籍空虚……（炎）乃请作两税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二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重赋》
材料三 下图是出土于敦煌的唐代文书《乙末年前后赤心乡百姓令狐宜宜等状》
材料四 （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辅囤仓，直（价值）虽轻而众以为富……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
——（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材料五 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却一直贯彻着……从唐中叶两税法开始……到清中叶摊丁入地改革,这种取代终于最后完成了。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1998年）
(1)材料一、二对两税法的记载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2)材料三可印证步骤一中的哪则材料？简要说明理由。
(3)就研究两税法而言，材料四、五补充了哪些视角？
(4)根据研习小组的研究步骤，请你归纳研习的路径。
(5)综合以上材料，简述你对唐朝两税法的看法。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材料一 史料一《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钩”“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
| 图：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 |
史料三《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材料二 传说大禹铸九鼎，鼎上即有九州地图，称《山海图》。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具有比例的概念，地图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种类为军事图和各国各地区图。
汉代的地图种类更多，出现了地形图、城市图、宫殿图等，涉及的地域也扩大到汉朝周边。
西晋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理论，并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
隋唐时期的地图有了等高线的概念，有的还附有文字，记载了户口、赋税、山川等，形成了全国性的图经或图志，并成为朝廷制定和实施政令的依据。
南宋时期，印刷地图出现。
明代的地图《广舆图》开创了系统地使用图例和“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并经印刷而大量发行。
宋代至明代，各类航海图也相继出现。
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法带入中国。清朝政府在传教士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纬度测定，绘制了《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图技术达到顶峰。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1957年，美国古书商购得一幅标有“文兰”的古地图，将其交给耶鲁大学。这张地图引起了耶鲁大学的重视。根据北欧英雄传说《冰岛人的萨迦》记载，1001年，莱夫·埃里克松率领维京船队从格陵兰岛起航，向西进发，几天后看到一个前所未闻的陆地，将其命名为“文兰”即“美酒之地”。1960年，探险家根据历史传说在北美发掘了当年维京人的住所证实了“文兰”存在的真实性。1965年，耶鲁大学对外公布了《文兰地图》及其研究成果．认为这是一幅大概可以追溯到1440年的古地图。
这幅《文兰地图》是手绘在羊皮纸上的，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欧洲中世纪唯一出现了美洲的地图，说明不止北欧人，整个西欧主流社会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就意识到北美洲的存在。
然而，该地图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争议之源。有人提出地图上格陵兰岛的形状相当准确，这在当时是没办法了解到的。1974年，化学分析师沃尔特·麦克龙研究地图所用墨水，发现其中含有微量锐钛矿成分，这种物质直到1920年才出现，因此这幅地图被宣布为伪造。但几位科学家对麦克龙的结论表示怀疑，有人认为锐钛矿在中世纪可能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过。耶鲁大学方面又宣称该地图是真实地图。2002年，人们利用放射性碳定年代法证明了绘制地图的羊皮纸诞生于1434年前后。但与此同时，激光探针光谱分析的结论反而支持了麦克龙的观点。2004年，历史学家、制图师柯尔斯滕·西弗根据墨水、羊皮纸来源等多种因素，判定该地图为现代伪造品。截至2009年，人们对该地图做了进一步研究，包括利用中世纪的方法生产出带有锐钛矿的墨水，结果没有证据证明该地图为伪造。
因此，争论一直存在，无论被证明是真或假，这张地图实际和持久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其真实性或欺诈性。
——摘编自博·里芬堡《皇家地理学会伟大的探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新航路开辟的史实，探究《文兰地图》出现的影响。(2)根据材料，对《文兰地图》真伪的争论进行辨析并说明理由。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史料辨析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材料一 秦始皇在沙丘病逝之前，赐长子扶苏玺书“与丧会咸阳而葬”（意在使扶苏继位）。赵高与丞相李斯密谋篡改诏书，赐扶苏自尽，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
——据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赵正（秦始皇）流涕而谓（李）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 “可。”
——据《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作者信息不明）
材料三 最早提出“胡玄不当立”的是起兵反秦的楚人，汉初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法，从中演绎出的“沙丘之谋”故事被司马迁录入《史记》，为世人所熟知。
——当代历史学者陈侃理
材料一关于秦末“沙丘之谋”的记载长期被史家视为历史事实，根据材料二、三是否足以推翻司马迁这一结论?请说明理由。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的狂热右翼分子——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以未公开且被其修改九百多处的《松井日记》为主要依据，于1985年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妄称：“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政治上制造出来的虚构”。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逻辑是认为日军军规严格，“军纪严明”，因此“不会发生大屠杀”。
——摘编自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等
材料二 近年，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与此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包括：大屠杀期间负责指挥处理中国人尸体的日军中佐太田寿男在战后的口供称，“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尸体）”；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描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多国人士目睹的日军暴行，记载长达一百九十余页；1991年，在美国发现的牧师偷偷摄制的日军暴行动态纪录片等。这些独立来源的历史档案都表明“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的历史真实性。
——摘编自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1)材料一中田中正明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请尝试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批驳其观点。(2)根据所学知识，判断材料二中“历史档案”的可信度，并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对你的判断进行说明。
(3)请为更科学、有效地发挥“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价值提供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