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安城市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西周的丰京和京、秦朝的咸阳、西汉的长安城到隋唐长安城，西安作为都城长达1100多年。元代《通鉴》指出，“京都（汉长安）地大人众，加之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成苦”。同时，西安城所处地域地形平坦，浅层地下水水力坡度小，水流滞缓，循环交替和更新极为缓慢，为污染物质的长期存储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汉代长安城内大部分居民区通过土质渠道、城壕、废井等排水。生产生活污水、人畜排泄物等下渗，不断发生污染，使水质恶化。《隋书》记载，隋开皇二年（582年），“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成卤，不堪宜人”。因此，隋另建新都。到宋朝，永兴军城（今西安）“井泉大半成苦，居民不堪食”。到了现代，西安城市缺水相当严重，在我国110个严重缺水城市中位居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约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生活饮水因难。由于地下潜水的短缺而过度开采深层地下水，造成地面大面积沉降，从而加剧了市内10多条地裂缝的扩大，使大雁塔加速倾斜、钟楼基座拉裂，一批建筑物和供水、通讯、市政设施遭到破坏
——摘编自仇立慧等《古代西安地下水污染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西安地下水污染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西安地下水污染的影响及其对今天的启示。
材料一 考古专家发现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隔离的意识，遇到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疾病，一方面对病人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则进行祈祷和祭祀来消除疾病。战国时期，得了麻风病的人需要送到专门的隔离区。秦朝时期更是将对麻风病人的隔离作为法律条文写入《秦律》。后来，民间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寺庙、私人医馆纷纷加入传染病的隔离工作中去，以弥补朝廷力量不足时空缺。唐代《千金药方》记载：“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重视预防疫病的，光是与医疗相关的场所就非常多，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安济坊、太医局……明朝的《痘疹世医心得》中写道：“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
——摘编自尹媛萍的《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等
材料二 近代欧洲国家建立了隔离检疫制度，但不利于海运贸易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容易造成禁运混乱。为此，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召开，试图在疾病控制和经济发展中寻求平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多国公共卫生管理者召集在一起，因此这一年被视为“国际卫生”的起始点。随后，大会定期召开，但这种形式并不稳定，也缺乏约束力。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治传染病的方法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国际卫生”的内涵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概念出现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唐代是我国留学生教育的一个鼎盛时期，《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日本学者木宫秦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列表考证出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学生、学问僧共计149人。根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守之估计当有两千人。”大部分留学生都会进入国子监学习。据《唐六典》等记载，开设有《周礼》《礼记》《国语》《说文》等课程。通过这些学习，留学生们领悟到了中华礼仪之精要，了解并吸收了中原王朝以儒家为主导的各方面的先进文化，增加了对唐文化的认同感，奠定了儒家文化对周边各国文化强势输出的基础。
——摘编自赵蓉《唐代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二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秘方”，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转站。周作人说：“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正是出于这种动机，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近百种刊物，如《民报》等，并大量翻译西书，极力推动西方先进文化向祖国的传播，以促进“中国之醒悟”。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又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等。
——摘编自刘洪英《略论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清末民初与唐朝时期留学教育的不同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民初留学教育的积极影响。
史料辨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史书辨伪是史料辨伪的重要内容之一。
| 案例 | 史书辨伪情况 |
| 案例一 | 如果一部书被认为是先秦古籍，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注：由班固撰写，是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此书可能是伪书。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也有可能是伪书 |
| 案例二 | 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夏禹《山海经》，书的作者是传说中的人物，且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字，不可能留下文字记录，故是伪书；如果某书在体裁、风格、词汇等方面与那个时代不符，此书大体是伪书 |
| 案例三 | 如《商君书》记长平之役，非商君所能见，可知非商君所作；《尚书·禹贡》的贡物中出现了缪铁，故知非石器时代的作品；《月令》有秦代太尉官名，故知非周公所作；《列子》中有佛学思想，不可能是佛学思想传入中国以前的作品，故知是汉代以后的作品 |
| 案例四 | 如《周礼》一书中的一些制度，如封国、官制、土地、赋税等跟先秦其他可靠的古书记载不合，故知《周礼》一书是后人伪作，绝非西周的真实情况 |
| 案例五 | 如《孙子兵法》一书，旧题孙武作，后有人怀疑，或谓作者为孙膑。1973年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的竹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可以结束这一长期争论 |
——摘编自安作璋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1)依据上述案例，概括史料辨伪的主要方法。
(2)结合所学，你认为历史研究中应该如何选择史料？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天下”一词的记载，周朝时把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内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赋予“天下”以道德内涵。秦汉之前，“国家”一词主要是指天子之 国或诸侯之国；从秦汉起一直到清朝后期，“国家”一般多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这 种传统的“天下观”包含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意涵，其核心内容是，中央王朝是礼仪之邦，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域是蛮夷之地，居于文明中央的王朝对四夷有文明教化的责任，体现出 一定的等级和尊卑思想。这种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或接受，是 以华夏文明教化四夷、以德服人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瘟疫侵袭人类，很早就有记载。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当时疫情严重，患者多。面对疫情，西汉政府专门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并切断瘟疫的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的扩散。同时，政府赐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帮助其摆脱困境。随着对抗瘟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唐文宗时期，对于在瘟疫中死亡的人们，进行集体掩埋，以减少公共扩散，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要数宋代，此时出现了著名的中医典籍《太平圣惠方》《集验方》等，上面所载的一些药方，至今还被中医使用。明嘉靖年间创制了“济疫小饮子”，专门给民间赐药。
——摘编自雷高林《追溯古人抗疫》
材料二 中国近代防疫事业是在20世纪初才逐步兴起的。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近代防疫思想、手段逐渐为民众、士绅及统治者所认可和效仿。清末新政正式将“防疫”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但因国家机构不健全，民众缺乏教育，防治效果不理想。北京国民政府对防疫工作较为重视，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法令，成立了中央防疫处等机构，自主生产防疫制品。但由于连年战乱，政府更迭频繁，许多防疫法规没有在基层得到真正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防疫事业得到较大发展。防疫法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专职卫生防疫部门从中央延伸至县乡，防疫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推广，疫情报告制度基本确立。但是，由于当时外有强敌入侵，对内又忙于内战，故防疫建设存有种种弊端，防疫力量分布不均，大城市特别是都会城市防疫力强，中小城市差，乡村社会普遍缺乏近代医疗设施。
——摘编自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
材料三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勇抗疫情。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怀胎七月的孕妇，从垂暮之年的孤寡老人到生活困难的残障人员……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把特殊群体安危视作头等大事，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全力畅通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瘟疫防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瘟疫防治举措进行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现实，概括中国抗疫彰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理念的举措，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统治者通过不断册封和祭祀岳飞，岳飞的"忠"成为国家政治体系重点宣扬的内容。明朝中期以后，内外交困，朝纲动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重新唤起中原人民的历史记忆，文人士大夫在各种诗文中将喜飞塑造成"忠""廉""孝"的形象，驱除夷狄，尽心报国，公正无私。
清朝统治者实行"抑采策略"，将岳飞树立成忠君重道的政治楷模，有意淡化岳飞抗金英雄形象。乾隆帝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如有身，只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诟，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
材料二 后世研究岳飞的史料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史。1142年（岳飞蒙难20年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岳飞子岳霖开始多方搜集岳飞遗事。岳飞孙岳珂在此基础上，又多方收集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高宗给岳飞的御礼、手诏，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旧闻、著述和部分记载，陆续汇集编成《鄂王行实编年》《金佗科编》《金佗续编》等。岳珂在详细叙述岳飞事迹的同时，将岳飞之死归罪于秦桧之奸，回避了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有些记述诸如岳飞出身诗书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以及在河南的战绩等经考证为不实或夸大。
——据王振东《试论岳飞形象的演变》
（1）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明清时期岳飞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形象进行阐释。
（2）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试评析岳飞家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东汉班固编纂的官修史书《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赵皇后》记载：“武（籍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hètí）书。”东汉学者应劭认为：“赫蹏，薄小纸也。”南宋赵彦卫的笔记集《云麓漫钞》注解：“赫蹏者……其实亦缣帛”。
材料二 南朝史学家范晔编纂的官修史书《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材料三 《天水放马滩纸化验报告》中“断定其为麻类植物纤维纸……地图纸上有山川等墨迹。”现代学者在《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中认为：“（天水放马滩）墓内积水受潮，尸骨无存，而‘纸地图’却还能存在，这是不合常理的。地图残片很大可能不是纸地图，而是片织物残片，也可能是帛地图。”
材料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会稽（今浙江绍兴）建业（今江苏南京）扬州（今江苏扬州）等成为著名的造纸中心，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唐朝官私造纸作坊遍布各地，还有许多分散的个体小纸铺，全国有10多个州邑，每年向朝廷进贡纸张。晚唐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说：“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唐朝人还用油纸制伞面，糊灯笼。陆羽在《茶经》中写道：“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茶香也”。
（1）辨析前三则材料，说明造纸术发明于何时。
（2）依据材料四，简述造纸术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这是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0）所撰《历史》一书的开篇之语。在此之前，对于希腊人而言，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历史》前半部分以追问希腊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原因为起点，记载了希腊、西亚、北非等地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往事等内容，后半部分叙述希腊城邦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全过程，故该书又被称为《希波战争史》。它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方式，又本着“研究”的精神，常常分辨传说的真假与异同。作者赞扬雅典人，却并不肆意诋毁“异邦人”，承认东方民族具有比希腊更古老的文明。书中的不少记述是作者亲自调查得来的史实，如在埃及通过询问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僧侣，掌握了大量历史和文化知识。书中许多记载为后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等
材料二 《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所著，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历史，也叙述了汉朝周边各民族如朝鲜、匈奴和中亚、南亚各地的史实。全书以编年叙事的帝王“本纪”为纲，以人物“列传”为体，被称为“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官修史书的正宗。司马迁以儒家的历史观为宗旨，前代深厚的历史学积淀基础上，坚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原则，常常表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甚至疑惑。《史记》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并佐以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历史》与《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撰写史书应该包括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