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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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材料   《论水道》是一部关于罗马水务的专著，作者弗仑提努斯（约公元35年-约公元103年），其在担任罗马水利总监期间，撰写该书，书中记载各条水道的输水量，水管的规格，水务相关的法令法规等信息基本源于官方档案。在使用前人的记载时,他认真分析和比较，亲自测量每条水道的实际流量和供水量，纠正原有官方档案存在的错误。

——摘编自张尧娉《弗仑提努斯<论水道>及其史料价值》

材料 自古时起，中国人便对埃及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永乐大典》等古籍便有对古代埃及的相关介绍，但这些记载几乎都是由番外使节或商人转述而来的。19世纪中期，王韬等人以及清政府派往欧洲各国的使臣们成为埃及访古的首批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收藏埃及文物，如朝廷重臣、金石学家端方就曾收购了不少埃及铭刻，这些铭刻中的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近代早期国人对于古代埃及文明抱有的是一种盲目猎奇的心理。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最新考古成果的传入，作为历史新兴分支学科的埃及学以及相关知识也被大量报纸杂志所刊载。……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埃及历史的高潮。当时的报刊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如1936年的《知识半月刊》就刊登了《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的文章。穿越时空的阻隔，中国与埃及终于在近代纷乱与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相遇了。

——摘编自张赫名《穿越时空的相遇——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材料   历史上多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商纣王的奢靡。《史记·殷本纪》记载：“大最乐戏于沙丘，（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但在汉代之前的所有史书中，从未出现过商纣王搞“酒池肉林”的记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为商纣王叫屈：“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东汉王充就曾经在《论衡·语增》中质疑过“酒池肉林”的真实性。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顾颉刚先生统计，在《尚书》中纣王的罪名仅6条，到了西汉时期就变成了55条了。

不过殷商时期“酒池肉林”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尚书》虽然没有提到“酒池肉林”，但是提到了殷人嗜酒的问题。《尚书》有多篇记录了周人批评殷人嗜酒，周公还为此发出了禁酒令（《尚书·酒诰》）。

有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对“酒池肉林”提出了其他解释：“酒池”是上古时期人们群聚饮酒、以水调节酒浓度习俗的反映。纣王的“酒池”就是兑酒的水池。“肉林”是上古时期裸体祭神习俗的反映。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裸体祭神的习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云南红河某地区还有裸祭习俗。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收藏的春秋青铜屋，内有裸体乐师奏乐歌舞。有学者认为这是裸体祭祀仪式，按照这种解释，这个铜屋就是最真实的“肉林”。

材料   古今中外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家以及多元的史学范式，这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多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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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

材料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又称满城汉墓）中出土一件铜鸠杖首，作鸠头形，长喙，圆眼，当为鸠杖之首饰。在《风俗通义从论衡从后汉书·礼仪志》等文献中都有关于汉朝赐鸠杖以示尊老的记载。1959年考古队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3根精美鸠杖，还伴有“年七十受王杖”的木简10枚。汉景帝时，赐老年人“鸠杖”，明确肯定了“高年”的特权。汉成帝时，进一步将“高年”的岁数从80岁放窗动7岁救，明明肯定了杖者无官爵，但其地位亦相当于六百石官；其持王杖若天子使者持节，可出入官府，行走于驰道；殴辱杖主按大逆不道论罪；市场买卖，持杖者不缴纳赋税。

——摘编自吴杏全《从满城汉墓出土文物谈灿烂的汉代文明》

材料   传奇小说是古代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产生和流行于唐代，有“唐传奇”之称。唐传奇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艺术手法成熟、社会反映面广、生活气息浓厚，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唐传奇《任氏传》中记载：天宝九年（750年），有一个名叫郑六的人与韦姓友人一起去新昌坊的酒馆喝酒，郑六因为有事临时去升平坊，途中遇到一位故人，便在故人家留宿一晚。天亮之前，郑六离开故人家来到坊门附近，坊门还没有开，但是门旁有胡人的饼子铺还在点着灯卖饼。

——据（唐）沈既济《任氏传》等

材料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古今更迭、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意义，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摘自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