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是世界四大主粮之一。1551年西班牙人将原产美洲的马铃薯带入欧洲。“马铃薯”最早出现在中国何处，学术界存在争议。

观点一：“东南沿海说”

史料1福建《松溪县志》记载“康熙十八年县府曾刊布文告晓谕民众种植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甘苦。”

史料21903年，美国人威廉在《荷据时期的台湾》一书中提到“1650年到过台湾的荷兰船长斯特儒斯曾在其日记中记载在台湾见过马铃薯。”

——摘编自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三)》

观点二：“北京说”

史料3明万历年间，《土豆》诗：“榛实(果实)软不及，蒸根(植物根茎)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花生),蜀国叶蹲鸱(大芋)。配茗人尤未……。”

史料4明崇祯年间，《酌中志》记载道：“斯时所尚珍味……素蔬……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北京)之山药、土豆，南都(南京)之苔菜……不可胜计也。”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