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根据我们目前对线形文字A的了解，当时人们用它在清单表格中做各种记载：记录收到的物品以及支出的物品，记录库存物品、家畜数量、土地拥有量以及人口数等。王宫储藏室的支出记录包括：用于祭神仪式上的供品，分发给居民的口粮，手工艺品制作所需原材料的数量等。但没有一块泥板记载不同种类物品的兑换率，透露当时人们是否以金银作为货币进行物品交换。小集市上的交易量远远无法与王宫再分配经济制度的规模相匹敌。

——摘编自马丁《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代》

材料三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埃文斯及其同事对克里特宫殿进行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发掘出大量刻有字符的陶片……可惜的是.克里特的古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还没有被破解。线形文字B于20世纪50年代被英国建筑师文特里斯和语言学家查德维克破译。最新的科学测定年代的方法.确定了火山爆发的准确年代.这可以使人们重新考虑一些历史论断。

——摘编自纳吉《对称、非对称和迷宫：从克里特文明到现代艺术与科学》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材料一   自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将欧洲视为美国的对立面和文化“他者”，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在思考美国的地缘政治特性时，把欧洲视为威胁，奉行的是远离欧洲纷争和排斥欧洲影响的大陆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发明和传播“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话语，原本相互隔离和对立的北美与西欧被置于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拥有共同的利益、文化遗产和价值观，新的美欧关系和对欧政策被合法化，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安全共同体的大西洋联盟得以建立，一个新“西方”被构建出来。

——摘编自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热潮，形成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种是以陈恭禄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主张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另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认为应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后，“近代化话语”模式居于主导地位。1949年后，“革命话语”模式从边缘走向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化话语”方面的研究新论文、著作不断涌现。

——改编自欧阳军喜《论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