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历史”（big history）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由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大历史”研究的出现，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首先，精密计时革命、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以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为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后冷战时代的趋势也有利于“大历史”研究的出现，比如全球化与环境保护等。与此同时，“大历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如仅凭现代科学知识能够建构令人信服的宇宙史吗？对历史学家而言，以如此巨大的时间段来探究过去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大历史”研究能否成为一个明确的史学研究类型，还有待于在时间中去检验。
材料二
| “大历史”研究的代表著作： 《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著） 目录（节选） 第1章宇宙、恒星和新化学元素 第3章生命的出现 第7章农耕文明时代的非洲-欧亚大陆 第10章迈向现代革命 第13章未来的历史 |
材料三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的内在关联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而生……“大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它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包括“大历史”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述我国“大历史观”产生的背景。材料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商人家庭，曾在剧院做过马夫、杂役和跑龙套，后来从事戏剧创作，30多岁便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和诗人.1590—1600年，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以《亨利四世》最为著名。它描写了亨利四世夺取王位后终日忧虑不安，引起了贵族的叛乱，常常厮混于下流社会的太子亨利五世继位后改邪归正，平定了叛乱，稳定了政局。这一时期的喜剧主要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它们均以爱情为主题，歌颂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和婚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时期的著名悲剧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两个出身于敌对贵族家庭的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1601—1608年，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哈姆雷特》最具有代表性。它描写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经过激烈的内心矛盾和犹豫之后，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总的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塑造了许多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风格新颖，语言丰富，背景广阔，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摘编自庄锡昌主编《西方文化史》
(1)据材料，归纳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中所彰显的价值取向。(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文学作品的史学研究价值。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期，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大批蒙学教育家。宋代既有官方举办的宫廷和国子监“小学”，也有地方州县普遍设立的“小学”，一些蒙学教育家还在任职地方时通过设置“义学”为乡村下层子弟提供蒙学教育机会。蒙学教育家充分吸取了宋代理学的心性论理论，强调要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阶段性特点，在蒙学教材编纂中要做到通俗易懂、循序渐进，引导儿童追求圣人的人格境界。朱熹认为儿童的道德教育应当在其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究和思考的过程中经过内化形成，诸如历史、自然、医学、名物、制度等知识的学习对于儿童道德心性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了《学制系统革案》，该草案经讨论修改于1922年11月1日向全国颁布，壬戌学制就此诞生。该学制采用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分段形式，故又称“六三三学制”。该学制颁行后一度中断过，但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成为在全国推行的主流学制，一直延续至今。壬戌学制是对多种方案进行择优的过程中诞生的，各地教育会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教育阶段的划分来看，壬戌学制较之以往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延长了中学年限。学制还规定大学采用学分制，中学采用选科制。另外，该学制在课程标准纲要中增加了自然科学等实用科目，还特别强调生活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对当今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程斯辉《为什么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能续传百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壬戌学制诞生的有利条件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启示。
材料 海外学者在写作风格上运用西方史学叙事传统，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面对大众群体进行历史写作，以丰富的细节、具体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为案例，采用多重视角展示晚清时期的中国，使其著作兼具学术深度和通俗易懂。他们引入外文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扩大了史料范围。随着西方史学思潮及时代、学术背景的变化，西方史学界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晚清史。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在对海外晚清史著作引进之时要注意区分其存在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学者有必要利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多领域联合推动晚清史研究。中国学者更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基本盘”上，凝练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提高相关话语权。
——摘编自张德明《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的视角、特点及局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可供借鉴之处。
材料 郭沫若在1929年著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若发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此书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应当说，这对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意义。
材料
荷兰地区的风俗画形成于15、16世纪之交，受到人们的喜爱。康坦·马西斯为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了尼德兰风景画家与人物画穿联合创作的先例。昆丁·马西斯本来也是一位宗教画家，后来才慢慢转向风俗画，而这幅《银钱兑换商夫妇》则被美术史家称誉为 “开辟了近代美术猫绘日常生活的先河”。《银钱兑换商夫妇》描绘的是安特卫普出现的金融 业务的最早商业形式——钱铺，它是银行的雏形。画中这一对夫妇，男的是钱铺掌柜，他正在用戥子称金银，女人悠闲地翻着画册，眼睛却注意着丈夫的活动，这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桌面上有一面凸镜，镜内照出这个房间长方形的窗子，透过窗户还可以看见街上的房子与树林。
该图有多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左图）是尼德兰杰出的画家马西斯创作于1514年的作品，题为《银线兑换商夫妇》，而另一幅（右图）只是该图的变体画而已，其作者估计是另一位尼德兰画家马林努斯·凡·罗棉斯瓦莱，所谓变体画，是指画家对同一画题，用不同的构图、表现方式加以处理的作品，除最先或最主要的一幅外，具余的都可称作变体画、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变体画的大量涌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摘编自伊丽达等编著《图说西方绘画艺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尼德兰风俗画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解读《银钱兑换商夫妇》。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论置备利器必先储人才》：中国自三十年来，亦尝有志自强，既在各省设立制造局，自制枪炮，又时向外洋不惜重价购置各种新式枪炮，其于置器一道，可谓尽心焉耳矣。惟有利器，而无用此利器之人，徒饰外观，毫无实际。
——《申报》社评1895年2月1日
材料二 《善后十策》：朝野上下，费尽数十年之心血，耗尽数亿万之赀财，及两国交绥，而文臣噤口而不能言，武臣束手而无所用，所恃以为长技者，惟是搜括银两，携带妻孥，远举高飞……苟非振刷精神，一洗旧习，恐再阅数十百载，亦不能收富强之效，得战守之功矣。”
——《申报》社评1895年4月28日
材料三 报刊一般要求迅速、准确、广泛，堪称第一手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学者形象地谈到报刊的作用：“天地像一座大舞台，历史剧目波澜壮阔、绚烂多姿、复杂多变。后排的看客，由于距离的缘故，如置身云雨巫山。一些前排看客，甚至能到幕后打探的特殊看客，便充当起解说的职责。这特殊的看客就是新闻记者”。因此报刊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都十分重要。
——据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1)指出材料一、二中两种观点提出的背景，分析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2)结合材料三，说明材料一、二对研究近代中国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