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城镇化、郊区化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当时在二战的背景下，为了疏散大城市的人口，有效保护生产战争所需物资的重工业，首批小城镇在中心城市周边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小城镇建设进入新阶段。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独立，外来人口大量涌进英国中心城市，给城市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本土科技的发展和外来投资的增加，新兴工业部门不断出现。为寻求发展空间，以开发区为主要形式的一批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心城市附近发展起来。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一度停滞，出现了“逆城市化”倾向。

——摘自2010年3月20日经济日报《英国富有特色的小镇建设》

材料二   随着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全国建制镇高速增长，1983—1986年全国设镇7750个，平均每年增长1680个。1987—1991年，全国设镇1737个，平均每年增长347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全国再度掀起经济发展高潮，小城镇建设再次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1992年这一年设镇2084个，比前5年的设置总和还要多347个，1993—1994年设镇1671个。到1994年底，全国建制镇16702个，其中东部经济地带7298个，中部经济地带7017个，西部经济地带1895个。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镇与镇之间的规模差异也比较大：一是人口，全国最大的镇，有近10万人，最小的甚至不足千人，人口相差几十倍；二是面积，有的镇过大，已发展到相当于中、小县的规模，有的镇过小，仅几平方公里。

——摘编自叶冰《论中国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政界与学界互动，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中国城市由此正式开始了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全面转型。“市政改革”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市政改革”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政治版图上。中国“向来重乡治而忽市政”以及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涂文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市政改革”：人文价值与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92年后，经营城市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经营城市、培养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包括：形成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雄厚的市政财源，较高的开放程度，完善规范的规则和秩序，较高的市政管理水平，较强的城市建设的融资能力，一体化的城市土地综合利用体系和体系，安全的和社会环境，完善的产业和服务发展等。在建设管理上，经营城市的观念导致“人治”转向法治，实现建设行为规范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制度建设先行，摸索制定出一系列规范建设行为的办法，如项目招投标制、业主负责制、项目监理制、预决算审计制、承包合同制、资本金制、联合审批制等，有力地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上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高质、高效、合理。到20世纪末，中国大陆形成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城市。

——摘编自《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1949－2001）》

材料 据考订，有大量经济史、经济学著作对1840～1949年城乡关系变迁轨迹做了研究。研究视角梳理如下：第一，整体研究视角；第二，城市带动视角；第三，农村工业化视角；第四，外部冲击视角。

——整理自吴丰华等《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变迁轨迹与变迁机理（1840～2012）》

材料一   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主要出现在工业革命发祥地和工业化地区，工业革命发祥地多是近代早期的乡村工业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机器工厂的出现，原有的乡村工业城镇成长为城市，对资源和人口的吸附力大为增强；原有的乡村工业村庄演变为工业城镇，原有的农民要么就地转变为城镇居民，要么移居本区域新兴的工商业大城市。这些地区后来一直是英国主要工业城市分布的区域。1851年，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人口已超过50%，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高潮的早期基本上是农村城镇化的高潮，因为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靠农民移民，其次才是城市居民的自然繁衍。

——摘编自刘景华《农村城镇化：欧洲的经历与经验》

1895年底，中国总共对外开放26个通商口岸。这些开放通商口岸分布的区域，形成了一个以开放口岸城市为中转枢，各方面力量参与其间的广泛的贸易网络几乎在西方国家将商业势力拓展到通商口岸的同时，中国内陆地区各种资人口商业等也开始了向通商口岸的集中中国对外开埠通商后，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盖过了一些传统内陆城市的光芒。开埠通商既是对中国传统市场园的改纽，也是对国内资源的一次整合，更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分布格局的调整由此开始，口岸城市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某种均势。

——摘编自徐峰《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

材料一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李宗仁等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口号，开始了经营广西策略。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以村为自治单位，实行村治。在推行村治过程中独创“三位一体”制：一个是崭新的创造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个是实现民权主义最具体的办法——村街民大会，一个是具有战斗性的组织和训练的民团。基层自治组织依托民团，实际上既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的同时也带有军事动员的意味。……这结束了广西乡村社会散杂而无严密组织的状态，过去历代王朝统治未曾到达的边远少数民族山区也都建立了乡村“政权机关”。

——摘编自侯晓光《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清末民国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