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长官在辖内各军事要冲设“镇”控扼地方，“镇”自创始之初便兼具军事、行政和商业功能。进入宋代以后，藩镇实力不断削弱，军事职能逐渐退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镇”的经济功能日渐凸显。同时，随着草市大量出现，其中一些草市因辐射区域人口众多，拥有相对优越便捷的交通条件而成长为镇市，成为各地乡村中介于村市和城市之间的次级商业中心。南宋时期，随着镇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的渐趋完善，镇市居民人口的不断增多，镇市用地日趋紧张，一些经济成长条件较好和乡村社会分工较为细致的地区，其镇市开始发展出一些“子镇市”

——摘编自张倩《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查》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品的生产，促使一批农村市镇兴起和繁盛。娄定县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上海开埠后，大量廉价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致使农民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败，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发展基础的农村市镇的商业活动归于萧条。另有一批市镇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兴旺。江浙沪原先以苏杭为中心的城镇体系，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口岸内外贸易为主要连接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

——摘编自戴鞍钢《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

材料一   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花了92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经济学家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涌入，大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而大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两者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推拉力机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断探索，以实现城市社会管理，从济贫法到社会保险的一系列社会立法，提高了城市的凝聚力。

——摘编自唐庆《近代英国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材料二   “农民工”指的是虽然身份是农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工作的人。农民工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共中央于1984年发布一号文件，规定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文件可谓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一个标志，自此，农民工开始大量涌进城市。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8836万人，其中，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11570万人，外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

——摘编自徐胜兰《生计与发展——浅析农民工进城的“推力”》

资料①

1849年曼彻斯特市布里奇沃特街区图

资料②   以棉纺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为例，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蒸汽动力的棉纺厂在曼彻斯特建立，1794年时为3家，而到1821年时多达66家。1853年时，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数为108家，达到了顶峰。除了厂房，城市中还有其他大量生产性建筑。

资料③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连成一片迷阵式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

资料④   与农村人口平均寿命50岁左右相比，工业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瘟疫猖獗，疾病横行，死亡率高。

资料⑤   1848年起，英国政府着手解决工业发展给城市带来的“城市病”问题。1848–1875年是城市规划改造的第一阶段，对已有街道和建筑物进行改善。1875年以后为第二阶段，主要清理贫民窟地区以及其他结构不当的建筑群。

资料⑥   经过19世纪工业城市改造工程，现代都市整洁卫生舒适的物质环境初露端倪，居民的工作、居住和生活条件大为改观。

——据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规划演进研究（1848—1940）》等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埃德温·查德威克依托医生群体，通过调研究分了解到英国民众正置身于极为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下，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议案，想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能通用的卫生管理标准规章，这项议案于1848年8月通过议会辩论，成为全国性通用法律，还创设了非临时性的中央卫生管理主导机构-卫生总署。卫生总署对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管理意见：第一，当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纳税人申请在该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时，卫生总署有权命令一个调查员进行细致调查，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法案是否实施。第二，卫生总署可任命若干调查员监督地方卫生管理工作并参与法案实施监管，还可通过地方调查员的实际调查情况来决定是否应针对妨碍地方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上诉……第五，地方卫生机构如想要贷款，必须首先获得卫生总署的批准。从实践来看，卫生总署权力虽有法律保障，其政策却很难贯彻落实到地方。《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宁可冒得霍乱和其他病的危险，也不愿受欺侮而保持健康。”这些反对声浪使得查德威克于1854年被迫离职。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自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2018年的2.44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65％增加到17.43％。中国城市管理领域亟待注重城市管理的系统性、协同性等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整体性的管理框架，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系统，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与现代化。网格化管理思想源于计算机领域的“网格”，是指利用互联网将地理上广泛分布的计算相关技术融合为一体，根据社区所辖范围、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划分责任网格，合理配置组团人员，可以形成专业化管理服务团队。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启用网格化管理模式。自此，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以上，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处理率为90.09％，结案率为89.78％。

—摘编自陆军等《智慧网格创新与城市公共服务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