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干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往往与作为商品交换地点的市几乎同时出现的。但在唐朝以前，市场都是由政府设立，并由政府管理的。到北宋建国以后，城内市场不再由官府设定，且首创了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之地设立镇市，使镇由过去的军事设防之地变为商贾交易之所。宋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和国家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商业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时期。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与西方资本主义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行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化代不同，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自《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三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1949～1957年，社会经济大幅度恢复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1958～1960年，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大跃进”阶段。不正常的激进式增长，结果是农村人口过度流入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和各项供应困难，决策层对城市化采取强制性刹车，出现了两次反城市化浪潮。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放开，国家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到1991年末，城市化率达到26.94%，同类城市数量增长为全球最快。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无论在城市密度还是城市等级规模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

——摘编自连倩倩、安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及特征分析》等

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简表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和《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