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天下”一词的记载，周朝时把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内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赋予“天下”以道德内涵。秦汉之前，“国家”一词主要是指天子之 国或诸侯之国；从秦汉起一直到清朝后期，“国家”一般多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这 种传统的“天下观”包含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意涵，其核心内容是，中央王朝是礼仪之邦，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域是蛮夷之地，居于文明中央的王朝对四夷有文明教化的责任，体现出 一定的等级和尊卑思想。这种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或接受，是 以华夏文明教化四夷、以德服人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

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材料一 人文主义者们的国家观，在马基雅维利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痛恨分裂，指出“没有首领，没有秩序”是当时意大利“遭到击败，被劫夺、分割和蹂蹦”的根源。他希望意大利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王权，从而去对抗“正在瓦解的中世纪机构体制”。如他写《君主论》是为了“尽可能探索‘权术’问题，讨论什么是王国，王国有哪些种类，讨论君主们如何夺得王国的政权，如何维护政权，又怎样丧失了政权……”。他写《佛罗伦萨史》是为了“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从而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他的《罗马史论》《兵法七卷》《李维历史注疏》等书也都是围绕如何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王权的强大及意大利的富强而著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奋斗了一生。

——《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文艺复兴》

材料二   从中国古代天下观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更多的是一种抵御外辱、独立自强的努力。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价值观认同的体系，被西方工业文明所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所压迫。为挽救国家危亡、阻止民族分裂，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试图利用西方民族主义，但这种忽视中国具体国情的思维明显是僵化和缺陷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萌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国家确立，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以国家主义和国家认同为思想基础，构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国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

——《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