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并无“中华民族”的名称，“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在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入侵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由此萌芽。南京临时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可民族平等，有利于改变历朝历代狭隘的大汉族观与清朝满族独尊的民族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确立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共识。

——摘编自何一民等《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如“中华革命党”“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护，至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

——摘编自李帆《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政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蝉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描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圆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玄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背得尊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毅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先秦儒家一方面力倡严“夷夏之辨”,讲“夷夏之防”,举“尊王攘夷”大旗；一方面又提出“用夏变夷”和“礼分华夷”,强调以文化论民族、以礼义辩夷夏的开明思想。宋儒对“正统”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强调传统“正统”观中只认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为正统的看法，而是强调政权是否统一了“天下”。欧阳修则尤为注重强调政权是否延续、是否发扬了儒家的“道统”。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把儒家的“大一统”和“道统”放在首位作为衡量“正统”的标准，而不是强调统治民族是谁的问题。此后，“华夷之辨”思想逐步让位于“华夷一体”思想，经历元、明、清时期的充分发展，到清代乾隆时期，“华夷一体”、“天下一家”最终成为儒家民族观的主旋律。

——摘编自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1882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使用了“民族殷繁”的说法，从此“民族”一词始见于近代文献。而为了唤醒民族自觉与建构民族认同，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明确地指出，当今的时代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9年提出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中华民族，由此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与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国家之冠的思想。孙中山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在此之后，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变，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摘编自徐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伦理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