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创造，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的社会风尚，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鼓舞人心的劳模精神。在新时代，应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摘编自储新宇《弘扬伟大劳模精神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伟大意义。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
“福利国家”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救济、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等；二是提供诸如教育、医疗、托儿等免费或低费的社会服务系统。其目的在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公正，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实行必然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矛盾，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普遍存在。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和健全，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分阶段进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福利国家”政策在欧美广泛实行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概括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特点。与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相比，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上体现了哪些特色？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社会发展与民生的关系。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公共危机主要来自于灾荒。……“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贯穿于历代救荒思想之中。我国古代报灾制度始于秦汉时期，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吏必须如实上报灾情，逐级上报、直至中央。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为人事能影响天意，从商代的巫术救灾，到西周开始重视灾后救助，再到春秋战国之后积极防灾减灾，体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精神，认识到救灾成效取决于政府与社会应对是否得当，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摘编自夏一雪、郭其云《我国古代公共危机应急救援的历史经验与有益启示》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在面对公共安全时，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外，民众个人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个体自律、自我约束和个人的主动参与。西方文化建立在科学和法律两大基础之上，这种行为文化可追溯到犹太教“摩西十诫”两千多年来对西方人的主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它表现为对安全规章和安全制度遵守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其心态可以描述为是一种主动的“我要安全”。日本家庭每年都进行紧急逃生演练，日本人每到一处新的环境，首先观察默记紧急出口位置。美国和日本的行人与司机已经形成一种自觉，哪怕在没有车辆行人和交警的情况下，行人与司机也遵守交通灯的指挥。
——摘编自王兆善《中西方生命价值认识与安全文化的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社会处理公共危机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即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尽管清朝规定治河是河政官员的职责，但一旦决堤沿河州县地方官员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河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清初，靳辅（康熙时曾任河道总督）在治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配合的事例不少，但地方官员不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时，一般治理的河段都是经常发生水灾的地方，这便导致当地居民很多逃离了家乡。正如靳辅曾说：“近募友又不能实现，若想鼓励招徕之人，旧例就是增加工食，但这样又势必会增加治河经费数十万两，这笔经费及无法筹措。”
——摘编自姬忠科《靳辅治河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惠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 “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靳辅治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黄河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李仪祉（1882-1938），陕西蒲城人，两次留学德国。他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后在华北、黄河、淮河及陕西省水利机构任职，一度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主张在黄河上、中游地区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下泄量；同时在各支流上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在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南部）、山西、陕西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以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对下游的防洪，他提出：一是开辟减河，以削减异常洪水；一是整治河槽。对此他主张采用德国水利学家恩格思的办法，即固定中常水位河槽，按照各河段中常水位的流量，规定河槽的断面，按这一标准来修正主河道，规划各种工程设施，以达到冲深河槽、淤高滩地的目标。但由于当时黄河的水文资料很不完整，李仪祉认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施这一方案。事实上直到清朝为止，我国传统治河理论和方法都只注意下游河道的整治，李仪祉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是我国治河事业趋向近代化的起点。
——摘编自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仪祉对黄河治理所作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仪祉全面治理黄河的构想在当时未能实现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健身术是中华文化瑰宝。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健身术崇尚礼仪，偏重道德伦理，主静不主动，认为人身是一个完整的小天地，人的心态如何，对于整体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养生学家们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同时认为，人生活于自然，更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道不远人，只在平常日用之间。自古以来健身有千法，但最基本的法则是要合于自然。
——摘编自王德峰等《中国古代健身术初探》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一些社会名流和政府要人认为，武术在强种救国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的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近代中国武术不断发展。其中，接受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人认为，中国应该提倡武术教育，通过武术教育，培育国民尚武及尚武精神，达到“强种救国”之目的；而传承自然体育观的人则认为，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一样，具有强健体魄的价值功能，武术为中国最良好的卫生之方，从而出现了武术的体育健身教育理念。
一一摘编自李龙《中国武术近代“强种救国”和“健身强体”教育思想解读》
材料三 广场舞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审美愉悦性和科学健身性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广场舞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我国广场舞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城市广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对于生活娱乐方式多样化的需求应运而生。
——摘编自冯盈霖等《关于国内广场舞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近代武术发展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广场舞蕴含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北宋末年因北方动乱，人口南迁，湖区私人围湖垦殖的现象也已普遍盛行起来，官僚、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者，“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官方也在湖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南宋绍兴五年（1135），岳飞于镇压杨幺起义的当年，便在湖区“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前者相当于官办农场，后者相当于军垦农场，生产的粮食用于供应荆襄一带的前线军食，“岁省漕运之半”。但是官办“屯田”“营田”的过度发展，导致荆江及洞庭湖水面束狭，洪水位抬高，水灾也日益加重。
——摘编自王克英《洞庭湖治理与开发》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着手大规模治理洞庭湖。50年代并垸合流、整修堤垸。先后动员民工2100多万人，10年内完成土方5．87亿立方米，形成了湘、资、沅、澧独立入湖洪道，奠定了洞庭湖垸湖基本格局。60年代兴建电排，治理渍涝。到1969年底，随着各类机排发展，湖区堤垸渍涝状况初步改善。70年代开挖排水渠，改造低产田，减少了低垸渍灾，扩大了耕地面积，实现了田园化。80年代起，开始进行洞庭湖综合治理，清理淤积，加高加固大堤，兴建蓄洪安全楼，扩建电排等，水利建设轰轰烈烈。经过多年的治理，洞庭湖的水灾得到了有效控制。
——摘编自聂芳容、罗毅君《洞庭湖治理5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洞庭湖的围湖垦殖活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治理洞庭湖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城市住房的建设和分配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沿用。这一时期，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制度规定，住房都被视为城镇居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福利。土地由政府无偿划拨，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职工只需支付为数很少的租金，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住房的居住属性的高度重视。1980年，我国政府实行住宅商品化政策。1986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指导和协调全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根据“坚持配套、分阶段推进”的原则，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推动了由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的转变，特别是逐步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针对长期低工资政策导致居民购买力有限的现实，较好地实现了住房资金的快速集聚。与此同时，着手建立经济适用房制度，并于1995年出台《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开展以“安居工程”为核心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试点工作，截至1997年全国经济适用住房的新开工面积达1721万平方米，投资额达185亿元。
——摘编自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化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末我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两京地区（长安、洛阳）的粮食储备与隋唐统治稳定紧密相关。隋唐时期的粮仓总体采取中央、地方和私人储粮相结合，除了太仓、正仓等进一步完善外，新出现了军仓、义仓、惠民仓等仓种，各仓职能明确、管理严密、唐朝政府通过财务勾检，即财务审查、账目审计与法律法规来对粮仓管理进行监督。为了让粮仓干燥、低温，洛阳城地势最低的河谷地区海拔在130米作用，而粮仓基本都在140米以上，粮窖为口小底大，既可以扩大粮窖容量、防止窖壁塌陷，又便于镶嵌壁板以抵抗寒气渗入，且火烤窖底和下部、涂抹防潮层。史学界发现隋唐粮仓多为地下仓窖，究其原因：建造及维护成本低，减少在战乱等冲突事件中的损失。大型粮仓均分布于长安、洛阳方向的运量干道上，便于各州县的税谷、税草的输送。隋朝大运河修建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型粮仓的位置关系。
——摘编自王荔君《隋唐时期两京地区的粮储特征及其启示》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粮食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英国掀起了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的高潮，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成为著名的运河、铁路枢纽。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建泣，同盟人员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创办刊物，要求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英进行反谷物法的演讲、游行示威。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后，英国从国外市场大量进口小麦。当粮食歉收、谷物价格上涨发生骚乱时，政府便会发出命令严禁囤积居奇，采取措施规范谷物交易。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不仅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
——摘编自费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隋唐时期两京地区的粮食储备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汉代统治者“加强了把劳动力集中于农耕的力度；将战国以来的积粮实仓思想进一步强调为‘天下之大命’；圈于积粮的要求，将农业定位于辟土殖谷曰农。”采取了“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麇，备水旱”的政策，文帝于十二年复减收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更是免除民田的租税以示“劝农”。汉代还实行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同时，汉朝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大批的粮仓，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粮食仓储体系。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政府多次进行“反田”，限制土地兼并。
——摘编自张喆、戚亦农《试论汉代国家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
材料二 唐王朝实行以农为本、劝课农桑的重农政策，努力促进人口的自然增殖和非农人口的回归，减少政府对丁口的劳役征发以保证农时不受干扰，颁布禁屠令以保护农业畜力，同时建立预防粮食危机发生的防范机制，保证国家手中掌握足够的粮食。此外，还鼓励社会存粮和百姓家庭存粮，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危机，缓解政府粮食压力。颁布多项赈济政策，通过对农户的救济迅速恢复社会农业生产力，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引导社会合理消费。节约粮食.形成生产、储藏、消费、再生产的合理模式。
——摘自杜海斌《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粮食政策实施的背景，结合材料二概括汉、唐两朝针对粮食安全采取的相似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唐粮食政策在当今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