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隔离病人的防疫措施。《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条文。两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出瘟疫流行的原因，注意到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卫生建设，建立规范的医疗救助体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防疫。到了明代，种痘预防天花，已受到广泛的.注意。据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并“由此蔓延天下”。清代医学著作《种痘新书》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后来，人痘接种法传到欧亚各国。1769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启发下，发明了牛痘免役法。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种痘”，称：“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中国疫病史鉴》等
材料二 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意大利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就成了人间地狱。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畅了。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摘编自《欧洲文艺复兴》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治传染病措施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黑死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
16世纪上半期，德国许多地区和城市颁布法令，进行济贫改革。萨克森的莱斯尼希市设立济贫公共基金，将关闭的修道院的资产以及信徒捐给教会和修会的财物转入公共基金。公共基金的日常管理由10位民主选举产生的世俗人士负责。他们还接管了城市的济贫事务，统筹管理，对接受救济的对象进行资格审查，避免了教会和修会救济的弊端。
（1）概述16世纪上半期德国济贫改革的内容及主要特点。
2018年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20.6%。图20示意德国各州65岁及以上人口密度分布。
（2）描述德国老龄人口密度的分布特征，列举人口老龄化对该国可能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钟富救济本地的贫民。光绪初年，庆西、河南瀑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早突，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9年，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安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父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李金镛、谢家福等著名的社会济人士，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济机构，在山东、苏淞、河南、山西各地开展救济，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技济》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助相比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根”，对症下药，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者市县乡村五坂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策，国人因她策，因赏国原因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状贫脱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随着国际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风险不断增加。欧美国家在动物及动物 产品方面制定了包括各种规程、标准、手册、指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严格实行立法、管理、执行分离。美国根据专家风险报告分析，对于进口可能对本国产生冲击的产品，在境外建立了三层疫情防御体系，规定只能在洛杉矶、迈阿密等口岸进行检疫交易，并制定了猪、牛、羊、马等主要动物档案和溯源体制，未注册的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如英国种猪养殖由养猪协会统一注册，提供系谱认证。在澳大利亚，还实行分类管理，如一类疾病完全由政府资助，二类疾病80%由政府资助等。
——摘编自营顺仙《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外来有害生物一旦入侵成功，用于控制其危害、扩散蔓延的代价极大，费用高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外来动物疫情防控应对策略，对有效抵御疫情蔓延、预防外来有害动物入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林祥梅《外来动物疫病》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当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外来动物疫病防控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外来动物疫病发展的总体趋势，并分析我国健全外来动物疫情防控措施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社会保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
材料一 义庄是由范仲淹开创的一种私人赈恤组织。义庄主要是由一些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用其秩禄买田置办的，义庄的基本功能是救济困苦，收入主要用作赈济族人生活、养老恤幼、孤抚寡、扶助学业。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清代江南义庄逐步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备荒机制，在义庄平均面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清代在嘉庆之前的150余年时间里，苏、常两府七县一共设立了13所义庄，在嘉庆、道光的50多年间，该地则设立了41所义庄。从清中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的贫富分化，需要救济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清政府仅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
——摘编自卢森机《族田义庄的福利供给和保障功能研究》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确立男女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社会地位；保育儿童，设立托儿所、严禁溺婴、虐待儿童；优待抗日军人、民兵及家属；抚恤老、幼、孤、寡，通过发行救国公债，发放低息贷款组织人民互助等形式救济难民、灾民。
——据谭忠艳《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后，国家明确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社会保障则被视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安排。国家采取构建综合型社会教助制度和着力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并举，还动员社会慈善资源与市场资源投向贫困地区中央还要求发达省市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国家取了非常谨慎的试点先行、渐次推进的策略。家庭保障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发挥了缓冲作用。
——据郑功成《改革开放40年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与宋代相比，清代义庄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措施的积极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认识。
材料 义演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慈善活动，伴随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而演进，受到商业演出的启发而发展。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思想理论，突破了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本意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尊老爱幼、苦乐共享的狭隘范围，而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富强联系在一起。
义演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有社会不同阶层及团体的参与，如各类慈善团体、大小商会、青红帮、宗教团体、艺人、票友、学校教育机构等，参与组织者和主要演员多数为社会知名人士。同时，义演的各类形式与演出内容也从传统逐步走向时尚。义演的捐赠方式多样，特别是慈善捐赠所救助的对象也呈多样化，从对艺人团体贫弱互助的自救，发展为赈济灾害、扶助贫弱、助医助学、保家卫国等。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慈善义演表现为零星、偶发事件，似乎是少数人的作为，但在重大灾难发生时，义演会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回应”。
义演传递情感、呼唤爱心，其社会功用与效果不仅在于人们从中获得“仁爱”与“慈善”精神的感染，而且对传统艺术与时尚艺术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材料摘编自郭常英《慈善义演与近代中国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发展的特点和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今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疫病防治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先秦时期的“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甲骨文的“7”（人）像人垂手侧面站立形，表示一个懂得鞠躬、谦逊，有修养的人；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
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民”因其无知，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教、驯服，教化。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二：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古希腊、罗马最初都是只有贵族才有公民权，平民经过斗争，公民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由授予获得（卡拉卡拉敕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先秦至晚清时期“人民”的含义的变化和西方自古以来公民政治发展变化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人、民”的含义变化及西方公民政治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