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实行官学教育，贵族垄断了教育。教育内容为“六艺”，其中“乐”、“射”和“御”是贵族的体育课，有明显的军事和教化目的。春秋战国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民间平民体育也逐渐盛行。上流社会热衷骑射行礼、投壶下棋。中下层流行郊游、蹴鞠。军中盛行武艺、角力，如魏国吴起常用负重跑、跳来锻炼士兵体能，将“魏武卒”打造成了精锐之师。医学家和养生者好导引行气养生之术，形成了“养神”和“养形”两大派别。古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内，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不事竞争、注重养生、形体自娱的体育文化形态。

——摘编自陈祥奎《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体育比较研究》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普通民众只能在旅馆、酒馆等场所进行斗鸡、打牌、掷骰子等活动，在乡村或城镇开阔街头上演足球、板球、斗狗等冲撞激烈的运动，上层阶级则因其财富和权力关系，租借场地，用来进行狩猜、网球、赛马、钓鱼等活动。这些传统体育比赛充满混乱与无序，各类斗兽运动血腥残忍，被称为“残暴的娱乐”。从1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英国经济扩张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代体育开始兴起，残忍的斗兽运动逐渐受到限制或衰落。19世纪，随着铁路的修建，人们的出行、物资的大规埃流动更加方便，广大工人对体育运动的参与也打破了英国中上层社会的垄断，现代体育运动逐渐扩散至英国整个社会。

——摘编自杨松《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

材料 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同时提出了灭蝗办法，并派遣御史分头督促各地灭蝗。后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情、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在他的努力下，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大力推动呢绒工业发展，也借此解决了圈地运动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提升了英国本土呢绒工业的水准。到了17世纪末，毛纺织业已经遍布英国各地，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以毛纺织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联系，推动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渗透，扩大了城市对乡村经济的辐射能力。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英国已经昂首完成了农业革命。

——摘编自谷延方《17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民族自救”为己任，自发深入落后的农村，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对农民进行识字扫盲和科普教育；通过创办乡村医院，以推进乡村卫生运动；通过创办中心茶园，开辟健康娱乐场所来改变民风民俗；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创建农业科学馆，以推广良种，宣传科学种田；通过成立联村自卫团来禁烟禁赌，强化社会治安；通过举办农民娱乐会、联村运动会、农民演讲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校和乡村社会融为一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强调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生搬硬套外国模式。

——摘编自《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线任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摘编自刘艳梅《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材料一 晚清时期，西洋体操首先在新式军队中引进。张之洞曾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其中，1904年公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初等、中等和高等学堂体育场地进行了具体规定，清政府还通过《操场规则》对《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场地设施的要求进行落实。民国时期，以健身、娱乐为目的来制定我国体育设施相关政策，1929年颁布的《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和《国民体育法》以及1932年后各条例的出台，使体育设施按行政层级逐级建立起来。1935年前后体育场地比1934年增加了近一半，1945年行政院核准的《国民体育实施计划》等，均对各省、市、县及乡镇体育场地进行具体规定并要求按年限建成。

——摘编自孙成林《晚清至民国体育设施政策研究》

材料二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就热烈宣传古希腊奥运会。之后，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复兴奥运会着手进行了各种尝试。19世纪下半叶，英国流行的竞技运动，相较于体操，具有较好的娱乐功能，能有效消除人的紧张状态，在欧洲大陆等地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和比赛，一些国际性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诞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认为，人们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战争，设想按照古代奥运会方式和现今条件举办现代奥运会，以促进人们友好相处和世界和平。为此，现代奥运会自1896年创办以来，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向一切国家、地区和民族开放，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语言、性别和种族的限制，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体育庆典。

——据项立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材料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1723年,英国在各教会区设立济贫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因而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迫使多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 ,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斯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但英国的贫困问题仍持续恶化。

——摘编自杨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材料一 在西周礼制影响下，汉代朝野格外践行“长幼有序、事亲至孝、敬老崇文”的理念。汉朝规定：60岁以上者，免除赋税：70岁以上的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南北朝的“孤独园”到了宋代发展出多种官办养老机构。明洪武十三年下诏：“文武官年六十者听致仕(告老还乡)，给以全俸诰敕。”六十岁退休遂成官场惯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日本政府1954年制定了《国民养老金法》，规定养老金国家负担33.3％，余下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20世纪70年代，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日本积极发展劳动强度较低的第三产业。日本厚生省、大藏省、文部省、劳动省、建设省分别主管老人福利、税收优惠、辅导就业和住宅规划，有效保护老年人权益。通过舆论宣传，使得社会各界都关注老龄问题。

——摘编自刘清芝《美国、日本、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材料三 1991年中国劳动部组团专项考察日本等国的养老制度。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善民生工程建设吹响号角。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3年7月1日，该法进行修订并正式实施。……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材料一   孙中山革命从忧国忧民的念头出发，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强烈地希望在中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产业。武昌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即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受点，为新中国武一新局面”。孙中山在1924 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作了具体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道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辛亥革命刚刚胜利,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当天，他筹划民生建设时，便把教育作为一项国家根本大计提到议事日程。他计划，等到国家收入富裕后，把大部分钱拿出来从事教育。”此时预算开销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

--摘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

材料二   民生问题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 西方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形成级为完备的列国家制度。在西方国家济贫扶弱和防范社会风险不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并由专门设置的中央机构负责提供社会福利，实行政府一分级管理体制。社会福利的模式从“选择性”转向“普遍性"，使享受福利税息的对象由部分劳动者扩大到全体符合条件的公民。不仅涵盖生活救助、教育结调、住房保障、其业救济、交通环境、医疗保险等诸多内容，还包括娱乐文化、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待遇。各福利国家每年的社会福利开支分别占到本国CDP的12%到20%，用于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准直至较高层次的社会需本。

--摘自《民生国家和福利国家》

材料一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朝廷开展灾时的救济，并创置各类慈善机构，如救济“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收容救疗病患的安济坊、代葬贫穷已故者的漏泽园、收养弃婴的慈幼局等。蔡京当政时，受救济者待遇优厚，蔡京罢政后，却又出现“撤屋鬻器，遗弃孤老”的情况。

——摘编自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上海“以繁富名天下，四方游食者争趋之”。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江浙绅商组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1897年，《申报》刊文云：“闻泰西各国之为善者，曰养曰教，各善堂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江浙一些善堂在戊戌前后开始参与创立阅报社、新式学堂，设立养贫院教人以技艺，一些善堂还附设戒烟会、不缠足会。上海久负盛名的同仁辅元堂，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清道、路灯、筑造桥路……无不赖以提倡，实为地方自治之起点”。

——摘编自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材料三   1981年，全国首家慈善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30多年来，以基金会、慈善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为主体的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社会捐助网络初步形成，慈善捐赠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在2008年的慈善捐赠中，国内个人捐款首次超过企业，成为中国慈善领域一大亮点，而当年全国志愿服务队伍的规模将近1亿人。

——摘编自苗光新《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成绩、挑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