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朝廷开展灾时的救济，并创置各类慈善机构，如救济“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收容救疗病患的安济坊、代葬贫穷已故者的漏泽园、收养弃婴的慈幼局等。蔡京当政时，受救济者待遇优厚，蔡京罢政后，却又出现“撤屋鬻器，遗弃孤老”的情况。
——摘编自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上海“以繁富名天下，四方游食者争趋之”。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江浙绅商组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1897年，《申报》刊文云：“闻泰西各国之为善者，曰养曰教，各善堂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江浙一些善堂在戊戌前后开始参与创立阅报社、新式学堂，设立养贫院教人以技艺，一些善堂还附设戒烟会、不缠足会。上海久负盛名的同仁辅元堂，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清道、路灯、筑造桥路……无不赖以提倡，实为地方自治之起点”。
——摘编自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材料三 1981年，全国首家慈善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30多年来，以基金会、慈善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为主体的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社会捐助网络初步形成，慈善捐赠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在2008年的慈善捐赠中，国内个人捐款首次超过企业，成为中国慈善领域一大亮点，而当年全国志愿服务队伍的规模将近1亿人。
——摘编自苗光新《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成绩、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官办慈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慈善事业发展的表现，简析其时代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意义。
材料一 随着国际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风险不断增加。欧美国家在动物及动物 产品方面制定了包括各种规程、标准、手册、指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严格实行立法、管理、执行分离。美国根据专家风险报告分析，对于进口可能对本国产生冲击的产品，在境外建立了三层疫情防御体系，规定只能在洛杉矶、迈阿密等口岸进行检疫交易，并制定了猪、牛、羊、马等主要动物档案和溯源体制，未注册的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如英国种猪养殖由养猪协会统一注册，提供系谱认证。在澳大利亚，还实行分类管理，如一类疾病完全由政府资助，二类疾病80%由政府资助等。
——摘编自营顺仙《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外来有害生物一旦入侵成功，用于控制其危害、扩散蔓延的代价极大，费用高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外来动物疫情防控应对策略，对有效抵御疫情蔓延、预防外来有害动物入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林祥梅《外来动物疫病》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当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外来动物疫病防控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外来动物疫病发展的总体趋势，并分析我国健全外来动物疫情防控措施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社会保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
材料一 义庄是由范仲淹开创的一种私人赈恤组织。义庄主要是由一些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用其秩禄买田置办的，义庄的基本功能是救济困苦，收入主要用作赈济族人生活、养老恤幼、孤抚寡、扶助学业。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清代江南义庄逐步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备荒机制，在义庄平均面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清代在嘉庆之前的150余年时间里，苏、常两府七县一共设立了13所义庄，在嘉庆、道光的50多年间，该地则设立了41所义庄。从清中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的贫富分化，需要救济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清政府仅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
——摘编自卢森机《族田义庄的福利供给和保障功能研究》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确立男女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社会地位；保育儿童，设立托儿所、严禁溺婴、虐待儿童；优待抗日军人、民兵及家属；抚恤老、幼、孤、寡，通过发行救国公债，发放低息贷款组织人民互助等形式救济难民、灾民。
——据谭忠艳《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后，国家明确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社会保障则被视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安排。国家采取构建综合型社会教助制度和着力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并举，还动员社会慈善资源与市场资源投向贫困地区中央还要求发达省市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国家取了非常谨慎的试点先行、渐次推进的策略。家庭保障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发挥了缓冲作用。
——据郑功成《改革开放40年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与宋代相比，清代义庄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措施的积极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认识。
材料 义演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慈善活动，伴随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而演进，受到商业演出的启发而发展。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思想理论，突破了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本意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尊老爱幼、苦乐共享的狭隘范围，而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富强联系在一起。
义演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有社会不同阶层及团体的参与，如各类慈善团体、大小商会、青红帮、宗教团体、艺人、票友、学校教育机构等，参与组织者和主要演员多数为社会知名人士。同时，义演的各类形式与演出内容也从传统逐步走向时尚。义演的捐赠方式多样，特别是慈善捐赠所救助的对象也呈多样化，从对艺人团体贫弱互助的自救，发展为赈济灾害、扶助贫弱、助医助学、保家卫国等。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慈善义演表现为零星、偶发事件，似乎是少数人的作为，但在重大灾难发生时，义演会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回应”。
义演传递情感、呼唤爱心，其社会功用与效果不仅在于人们从中获得“仁爱”与“慈善”精神的感染，而且对传统艺术与时尚艺术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材料摘编自郭常英《慈善义演与近代中国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发展的特点和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今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道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材料二 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材料三 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关于民生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处理民生问题的办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该观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共中央在民生方面的举措，并指出与材料一、二的关系。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疫病防治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8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显示）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孔子家语•观思》
材料二康有为认为，要达到幸福快乐的大同之世，必须推行“公养”、“公教”、“公恤”的社会福利制度。妇女怀孕后入公立政府组建的“人本院”赡养，实施胎教，婴儿出世后一律由公立的“育婴院”、“慈幼院”抚养；儿童6岁入“小学院”，11岁入“中学院”，16岁入“大学院”，20岁毕业。经过长达14年的义务教育培养，使每一个年轻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专门的技术训练；人如果患病或因工作受伤致残，可以进入社会举办的“医疾院”，得到精心高超的治疗；人到了晚年，则可进入社会举办的“养老院”、“恤贫院”，受到“公恤”。
——据康有为《大同书》整理
材料三“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摘自1924年孙中山的《建国纲领》
回答下列问题：
（1）实施救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并分析评价孔子在救济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二，与孔子相比，康有为的社会福利主张有何特点？并指出其思想来源。
（3）根据材料三，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张又有何发展？
9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礼记·礼运篇》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的一种经典表述。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贫困者分为极贫、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贫困救助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1907年，晚清政府民政部针对从前各种善堂、善局重养轻教的弊端，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1943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参与了《社会救济法》的制定，他表示：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民国以后，则规定“年龄在8至16周岁而贫苦无依或性行不良者”均符合入所条件。
——主要摘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贫困救助的特点并分析实行贫困救助的原因。
（2）对比材料一、二，概括近代中国贫困救助方面有哪些变化，并给予简要评价。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医疗制度的特点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概括指出中国近代医疗制度的变化，并简要分析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