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迫打开，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以英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国渐渐萌生了主动加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而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熟知国际社会成员之间业已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万国公法》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得益于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着手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事件和努力得到了清廷政府的支持。……总理衙门认为翻译《国际法原理》，试图了解国际法的动机是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客观需要，合情合理，应予支持。

——《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影响》

材料二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材料 外交是国家实施政策的手段之一，外交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国家的目的。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不是国际环境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决定的。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

——摘编自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