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 年， 中国援非金额高达 18.15 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 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 年的 6.7126 亿美元。1975 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 1860公里） 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 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出德文《圣经》等方式，使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设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兴起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民族国家观念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的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虞俦货币政策的主张，并归纳南宋时期纸币获得信任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纸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交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最终唯有通过政治的实践和检验来确证它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士人群体意识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如何实现个人价值。
材料一：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本思想，是出于对民的同情，带有浓厚阶级感情色彩：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本思想，则有着鲜明的政治意义；晚年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他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民认识上的思想飞跃。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和后世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完成“飞跃”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沈阳、抚顺等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材料二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取得完整的独立主权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跻身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大国行列。
在不同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中国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造成了中国的长期分裂，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争取独立所需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形成了同仇敌忾、亲密合作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平衡性使中国现代工业几乎因日本的侵略而彻底颠覆。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而到1943年，后方各省工厂企业已经达到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增加了164倍。
——摘编自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复兴枢纽”的原因。
材料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它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摘自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法制史里有“存留养亲”制度。 《北魏律·名例》规定： “诸犯死， 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 ” 《唐律疏议·名例》中犯死罪非十恶条称为“权留养亲”，规定犯流罪而祖父母、父母老（年八十） ， 家无期亲成丁者，权留养亲； 但如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仍执行流刑。宋、明、清律还定死罪犯亲老疾应侍者须上请，但十恶之罪除外。
——摘编自刘晓丛《中国法律的刑罚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等
材料二 1911年， 清政府纂成《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我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法典”。由于清政府的垮台，此草案也就丧失了变成正式民法典的机会。1925——1926年， 北洋政府编纂的《民国民律草案》参照传统大陆法系，按照“以物为本”的原则，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共5编。 草案完成时，发生北京政变，国会被解散，无法继续审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引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设了人格权和侵权责任两编，在总则编中设专节，专门规定监护制度，内容涉及监护人义务与职责、监护种类等方面内容，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各个领域都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典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民法典编纂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存留养亲”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清末民初的民法典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闵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二 19世纪，欧洲农业在机械化的普及下，农业人口迅速减少，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雇工丧失生计；工业领域中，伴随着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宪章运动的接续发生，许多工人逐渐感到失望与厌倦。为了缓和人口激增等矛盾，诸国政府也纷纷废除了限制移民的规章，因此人口外流趋势加强。而同时期的美国，农业上大量国土有待开发，加之工业革命席卷各个产业，大型工厂纷纷建立，使得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1863年，国会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林肯总统和国务卿等也发声呼吁美国驻欧洲官员宣传美国的高工资，以此吸引欧洲的科研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摘编自王喆《19世纪西欧人口赴美移民的历史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下南洋”现象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的原因，并综合以上材料指出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与鸦片战争后华人“下南洋”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