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起,清朝规定通商口岸只限广州一处,对外贸易又为公行所垄断。公行不但负责输入货物的评价及买卖,而且成为清政府与外商的传递机关。凡货物的纳税、报关,均须由它经手;外商向中国政府陈诉,亦须由它代呈,否则,清政府不予受理。清政府对于外人的生活行动,也责令公行监督。于是,公行成为一种特殊机关,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
——摘编自朱杰勤、黄邦和《中外关系史辞典》等
材料二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大权。在此之前中国以礼部和理藩院为主,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这种机构体现了天朝体制居中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为前提。但是,新来的外国人用大炮两次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机构不得不因此而改变。当其时,君臣朝野之间,往往视之为不祥之物,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广州十三行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广州十三行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变化所体现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唐代，“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的盛况空前。同时，器物使用“不闻华夷，兼收并蓄”。当此之时，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成为手工业发展的缩影。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1）依据材料一和结合所学，概括唐代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收的史实。
材料二 明朝末年，有记载的英国最早来华的商人，通过一位懂得中葡语言的通事（注：翻译人员），与中国人打交道。清朝前期，朝廷实施了特色的对外政策，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窗口。在对华贸易中，英国的对华贸易需求旺盛，欧洲其他国家风尘莫及。双方的语言交流逐渐成为热门话题。18世纪上半叶，广州英语开始“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从l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广州英语在中国南方口岸发挥着贸易通用语的主导作用。以汉字注音的广州英语词汇读奉和手册商务英语教材纷纷出现。如《红毛买卖通用鬼话》《通商指南》《华英贸易字汇》等。
——莫再树《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广东地区“外语”变化与原因。
| A．闭关政策开始解除 | B．近代外交逐渐展开 |
| C．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 D．“天朝上国”观念已根除 |
材料一 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国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 如表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天朝”和“中国”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
| 年代 | “天朝”使用频率 | “中国”使用频率 |
| 道光最初10年 | 50余次 | 不满10次 |
|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四月至十七年四月 | 6次 | 5次 |
| 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 6次 | 14次 |
| 咸丰 | 《筹办夷务始末》前五卷约5次 | 逐渐取代天朝 |
| 光绪 | 几乎不用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内外称呼词语的变化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