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外历史事件简表。

材料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即社会革命过程。这种社会变革运动，不同于改朝换代，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内因，即新生产力孕育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是变革的必要条件；外因，则是社会大变革的充足条件。变革的外部条件，通常都是超乎社会结构之外的某些特殊力量起作用，这种外部条件之所以必要，说到底是因为单靠本身内部孕育的对抗运动很难突破，往往只能造成原结构“破坏—修复”的不定期更新的循环运动。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严复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王国维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强调宋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日本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宋朝也常被称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摘编自邓小南《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材料

——摘编自张元隆、李海生《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   “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与太过分裂的社会都不占优势。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与它在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局面密不可分。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正是这种“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进入封建社会后的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则是另一个极端，它过于分裂而长期发展受限。

——摘编自【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   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改造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改造，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作出预测。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材料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内容、和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