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法制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已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秦汉时期，律成为统一法典的主要形式。西汉时期形成的汉律，沿用近400年。隋初，《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刑罚中的鞭刑、枭首等“苛惨之法”。在继承汉魏以来法制经验基础上，唐高宗永徽年间撰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它明确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规定刑罚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内容涉及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各方面，而对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视为细事。唐之后，历代律典多以唐律为蓝本。中华法系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等

材料二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