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

材料二   陈尧咨（970—1034）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装饰品）。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

材料三   澶渊之役时，寇准率军北上，文官冯拯竟然当众责骂大将高琼。高琼忍无可忍，回敬冯拯：“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诗咏退敌骑耶？”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国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他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三   （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同时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

——摘编自[日]竺沙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

材料一   周以后的秦朝，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分封制。……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丞相进见赐坐，礼仪有加，唐宋时犹存古风。明代则已不成体统。……将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分散在三个机构手中，相互牵制，以分中枢之权，这是宋代自创的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分权牵制体系固然有利于君主独尊，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一   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趋于规范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唐之前，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较依赖掌管特定行政权力的个体，而在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门下省都是实务部门，而非个人职位；第二，中央层面出现了“三权分立”，确立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体制；第三，后设机构政事堂，承担起中央行政决策中心的职能与角色，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第四，有效地理顺了三省六部间的关联及其实现职能的范畴，以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

——摘编自黄璐《隋唐时期“大部制”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二   北宋时，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务层次与决策流程方面。就政务层次而言，事关“军国之体、安危之机”之事，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二府宰执决策。“三司”则负责日常财税政策等庶务；就决策流程而言，二府多具裁决权，三司则具体执行二府指令。但在承受君主诏令时，尽管二府系与君主共同谋议决策的中枢机构，敕、宣由其制定下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君主诏旨，不经宰相直接发往三司。

——摘编自张亦冰《北宋三司与宰相职权关系新探》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材料一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王朝都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中国宰相制度，代不相同，然相因而变，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趋势维何？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法则维何？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是也。

材料二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时，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由于相权处在这部机器运转的枢纽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

材料三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时必然结果。

材料一   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君主权力独占基础上的分权辅政为基本特征。君主集权于上、行政体制分权于下的权力制衡体制，或是实行集体宰相制度，或是在正式行政体制之外另设机构，以达到分权的目的。

——摘编自赵沛主编《中国古代行政制度》

材料二   （明朝）大学士叶向高言：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百凡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旨，分毫不敢与闻。

材料三   （粤西）遍地皆盗……盖承平久，孳息繁衍……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故相率为盗以谋食……取才之途太隘。逆匪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才皆非今翰詹（注：翰林和詹事两种官职的合称）及方面大臣所及也，特无其虚仪及媚骨尔。

——汪士铎（曾任曾国藩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