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
(1)结束材料一中时代现象的君王是（单选）（ ）
| A．隋炀帝 | B．唐太宗 | C．宋太祖 | D．明成祖 |
材料二 陈尧咨（970—1034）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装饰品）。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
(3)从陈尧咨母亲的言行中可以透视出什么价值观念？
材料三 澶渊之役时，寇准率军北上，文官冯拯竟然当众责骂大将高琼。高琼忍无可忍，回敬冯拯：“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诗咏退敌骑耶？”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4)依据材料三，冯拯当时供职的“两府”可能有（单选）（ ）
| A．枢密院 | B．都察院 | C．理藩院 | D．宣政院 |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国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他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三 （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同时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
——摘编自[日]竺沙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仿照示例指出汉武帝治国举措及其判断依据。
示例：
举措：盐铁官营。
依据：设盐官、铁官，直属中央。
(3)根据材料三，概括宋太祖时期宰相制度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核心，三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美国的政治分权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典范。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已为接受新型的分权思想做好了准备，加之作为曾经被殖民的美洲人，民众渴望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可以说分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分权原则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无权力中心，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该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划分形式，一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行使，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这种制约与平衡也为更多国家所认同。
——摘编自吕艳《美国政治中分权原则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原因，并简要评价这一原则。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分权和美国中央权力制衡机制的主要不同。
材料一 唐前期，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构成一个完整的辅助皇权运行的最高政务裁决系统，三省官员在上行和下行政务文书中的签署体现了按照环节分工、分层决策、互相制衡的政务运行机制。中书省是决策机构，凡是皇帝颁行的诏令，都要先经过中书省讨论后拟定。中书省所起草的诏令，在颁行前，必须经过门下省审议，如有不便，门下省可以驳还重议。唐尚书省机构很完备，秦汉以来，三公九卿所掌管的军政事务，大体上都已并入尚书省。在尚书都省总管下，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军政大事。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二 在北宋的政务运行机制中，最高政务裁决机制是依托于二府三司体制之上的君主专制，在行政体制上可以称之为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为首的政务裁决系统完全脱离了三省而独立运行。制敕文书的起草实行内制和外制分工的机制。文书的传宣、封驳以及上奏文书的通进等都已经成为由专门机构负责的独立环节。在北宋的政务运行机制中，最高政务的裁决、制敕文书的起草、文书的流转与落实到文书体式上的职衔签署等四者之间尽管有交叉却是相对独立、互相分离的。中枢文书行政的前三个层面都是依托于差遣性的职衔。而三省制的框架主要是存在于行令的程序之中，即文书流转和签署的环节，在前两个层面，三省不发挥作用。
——摘编自刘后滨《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朝中枢政务运行机制，并分析其作用。
(2)据材料二，概括宋朝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
材料一 周以后的秦朝，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分封制。……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朝为稳定统治采取的措施。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秦朝“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的原因。
材料二 丞相进见赐坐，礼仪有加，唐宋时犹存古风。明代则已不成体统。……将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分散在三个机构手中，相互牵制，以分中枢之权，这是宋代自创的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分权牵制体系固然有利于君主独尊，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2)根据所学，列举明代在丞相问题上“不成体统”的举措。概述“宋代自创的中国式”的‘三权分立’的表现。
材料一 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趋于规范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唐之前，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较依赖掌管特定行政权力的个体，而在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门下省都是实务部门，而非个人职位；第二，中央层面出现了“三权分立”，确立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体制；第三，后设机构政事堂，承担起中央行政决策中心的职能与角色，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第四，有效地理顺了三省六部间的关联及其实现职能的范畴，以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
——摘编自黄璐《隋唐时期“大部制”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二 北宋时，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务层次与决策流程方面。就政务层次而言，事关“军国之体、安危之机”之事，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二府宰执决策。“三司”则负责日常财税政策等庶务；就决策流程而言，二府多具裁决权，三司则具体执行二府指令。但在承受君主诏令时，尽管二府系与君主共同谋议决策的中枢机构，敕、宣由其制定下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君主诏旨，不经宰相直接发往三司。
——摘编自张亦冰《北宋三司与宰相职权关系新探》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二府三司的职能，并概述唐朝三省六部制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在削弱相权措施方面的不同，并说明宋代措施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宰相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历来被视为：百官之首，为控制相权，分设左、右职，分散相权。另一措施是缩小相权，秦同以前丞相为最高军事首领，统一后秦王朝的丞相仅为文官之长，同时秦又设置牵制相权的官职：御史大夫，有审判职责，地方上奏的文书均由御史审阅。秦代太尉虚有其位而实无其人，秦始皇器重廷尉，也可看出秦始皇加强皇权的良苦用心。
——摘编自林剑鸣《秦代中央官制简论》
材料二：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再送尚书省执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宋代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单独取旨，称政事堂，与枢密院同称两府，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再论财政，政府财权专落在三司手里；再次说到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代加强集权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说明唐宋两代中央行政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说明其影响。
(3)结合上述材料及所学，请说明你对“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反映古代政治文明的进步”的理解。
材料一 中国古代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善的官僚制度，为中华帝国的数千年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中国式官僚制度以皇权为中心，皇权与官僚权力共存并用，当代学术界称之为“君主官僚制”。在君主官僚制中，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统治基础之上的，皇权与官僚权力有着等次分明的主从关系。由于国家治理的规模，皇权的统辖权只能以官僚体制代为行使；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发展出一套等级有序、稳定运行的组织机制。这些官僚组织机制常常与皇权利益分离，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为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
——摘编自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
材料二 “宋法制因唐敕、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因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宋人毕仲游对此评价说：“建隆编敕不过数百条，而天圣编敕，则倍于建隆；庆历编敕又倍于天圣：嘉祐编敕，复倍庆历，至于熙宁、元丰之敕，乃益增于嘉祐几千条，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胜计。”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设置详定编敕所，简称敕局，掌将历年所颁敕令统一整理，删编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令。
——摘编自李敏昌《论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三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预。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监察官员的选任有品质、年限、出身等诸多要求。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法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的时代风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趋势。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从汉朝到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并据此简要评价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一 宋朝的中央政府是“三权分立”的，行政、军政、财政分别由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构管理。中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宰相府。但是，跟传统宰相府包揽一切、无所不统不同，宋朝的中书不管军政，也不管财政，枢密院的级别比中书略低，三司更低，但是，这两个机构的长官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负责军队的调度等。三司负责国库里究竟还有多少钱等。
——摘编自越冬梅《北宋精致的分权制衡》
材料二 宪政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妥协因素……克伦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
——王从圣《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途径》
材料三 《临时约法》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但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乃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临时约法》的制定在形式上就缺乏代表性，所以在内容上很难反映各阶层意见，其内容虽然是先进的，但从其形式来看，科学性、民主性均有所欠缺。宪政在一个国家的确立，往往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专制的国家。
——音正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
材料四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此时的民法学以翻译外国民商法及论著为主，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民法学研究论著日渐增多，成为这一时期民法学的主体。同时，由于借签了德、日、瑞士等国立法，此时颁行的民法典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民商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对源于西方的法学理论尤其是私法理论采取了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全盘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使清末以来的民法学理念中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社会法制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界对源自西方的公私法理论的态度逐渐变得理性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介绍西方国家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1992年来，民法是私法的观念渐渐得到法学界的认可，身份平等、权利神圣等私法理念备受推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学在重新构建私法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顺应了现代民法及民法学的发展趋势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人大常委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学的理论转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中央政府机构设计表现出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建立宪政制度的有利条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实现宪政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中国民法建设演变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