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礼记》

材料二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材料三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晋书·段灼传》

材料四 唐人沈既济说:“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媪才毓行者,咸出于是。”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

材料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在世官割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任定被限定于贵族范围内。察举制度创立之后，选官一般经现任官吏察访，然后向政府举荐予以任用。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选官，择优录用。

——摘编自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材料一:从大禹开始,部落首领就不再禅让，而是世袭了,大禹用心良苦地将首领的职位婉转地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之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追根溯源，大禹无疑是改变原始部落最高领导人选拔制度的创始者。从那以后,公平性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因此，到了夏商周时期，“贤”与“能”的选拔标准普遍被血缘关系标准所取代,古代中国进入世卿世禄制时代，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官二代”时代。

在缺乏公平性的情景下，“世袭”制所衍生出来的官员普遍缺乏进取心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和平稳定年代尚能应付局面，一旦外部环境遭遇险情，势必会招致政权危机。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日趋尖锐复杂，多数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以血缘亲疏决定官职高下的标准，坚持以贤能为标准选拔人才。

材料二:为了改进以往各朝的官员选拔方式,隋唐以至明清时期,实行了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这一制度的优点是把官员选拔和学校教育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举考试成绩来体现德才的标准,具有某种量化的成分,因而在一定的范围实现了官员选拔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可以说,科举制度对官员选拔的方向起到了比较好的引导作用,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要想做官,就只能好好读书。在科举制度下,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尤其是在文学领域。但是由于科举考试并不注重对人的实际执政能力的考核,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真正做到优选领导人才。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实施，“学而优则仕”的人数不断增多,而官员的职位相对增长缓慢,有一些中试的人员无法得以安排，成了“候补”。从候补到正式拥有职位,则需要时间和进行一定的运作，于是潜规则开始流行，买官卖官现象依然难以遏制。加之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的严重背离等原因,终于导致它在1905年被晚清政府所废止。

——摘编自周新军《我国古代官员选拔标准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