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公元490年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者求声势。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人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黄朴民《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