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时民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今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土地制度)起于此矣。

——摘编自杜佑《通典·食货门·田制》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一：教育政策是阶级、国家政府产生后才产生的，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不同，每一个时期的教育政策均有时代的特征。比如，先秦“学在官府”的教育政策；自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此后历朝历代的文教政策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隋唐儒佛道三教并立，但仍以儒学为正宗，唐太宗曾说：“己之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各个朝代具体的教育政策不同，但目的一致，如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教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秦朝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三大文教政策也是治国安民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政府重视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联系民族关系的实际，国家所处的特定阶段，基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不停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摘编自廖娟《论中国古代教育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英国师范教育的 端是教会的慈善教育，英国私人捐助教育的现象在英国十分普遍，因而慈善学校的建立给予了大量贫苦儿童基本的教育，帮助他们适应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后，各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国力、弥补教会与私人办学力量的不足，英国政府更加注重发展教育。19 世纪，英国大批积累了财富的资本家增加了对教育的捐赠与资助，工人阶级也增加了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民众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沙特爵士，面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巨变的英国社会，他着重强调了教育对于维护英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广泛推行民众教育。19 世纪晚期，英国最终确立了由地方师范学院、私人训练学院等共同组成的师范教育体系。

——摘编自付扬扬《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材料二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后改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