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商人便有了行商和坐贾的区分。坐贾在固定场所销售商品，为向人们传递商品和服务信息，招幌广告应运而生。悬物广告作为招幌广告的一种，流行于汉代以后，它是店铺在门前悬挂与经营有关的物品或习惯性标志，起招牌广告作用。招牌广告是从悬帜广告发展而来的，自宋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招牌广告又有所发展，招牌的式样、色彩更为丰富多彩，制做的材料也多种多样，有纸、布、铜等。

——摘编自杨梅《论中国古代的招幌广告》

材料二   明清时期，会馆建筑、会馆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通过会馆呈现的广告功能或在于树立自我的道德形象，或在于显示自己对传统规范的遵守。由于会馆建立于客地，有的还是众多客商云集的区域，因而其所展示的往往是自我的真实实力，亦便于受众在心目中形成对自己的认识。这些广告所发挥的功能往往兼具了公关宣传、教化和装饰的多重功能。

——摘编自王日根、曹斐《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广告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报刊广告成为近代最具特色的广告形式。广播电台广告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向更多的消费者传播商业信息。霓虹灯使广告更加引人注目。此外，随着建筑、油漆、喷绘等技术的创新，橱窗、路牌、车体等都成为广告的新媒介，广告的发展借助于这些多样的新媒介而出现兴盛之势。

——摘编自孙会《近代中国广告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   朱熹认为“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因此之计，教育的要求是培养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的人。“人须气魄大，刚强有为底（的）人，方做得事成”。朱熹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乡愿”式的人物，即那这种只会奉承拍马，看权势者颜色行事的人，主张培养“狂捐”、性格耿直之士。朱熹认为“今人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苟简做个人。……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驾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三分文，如欧公（欧阳修）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摘编自黄于《晦庵朱先生状行》

材料二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是根据清末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其本质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蔡元培从哲学高度较深入地分析了自己对世界及人生的认识。“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他反对君子时代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奴役受教育者以供其驱使的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应有其崇高的目的，教育应脱离政治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坚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关于智育，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就对革命干部提出要能看能写，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是做好革命工作和学好革命理论的基础。在全国解放前夕，针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来临的形势，毛泽东谆谆教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

——孙永生刘永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