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所属时期	概况
含山凌家滩遗址	新石器时期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铜陵铜矿遗址	商周时期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两汉时期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隋唐时期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两宋时期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青铜礼乐重器。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文化集大成的产物。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全套编钟共65件，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摘编自刘玉堂、张硕《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材料二   在唐宋时期。家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重视，出现了家训的范式，并且在方法上、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家法和族规，从而家训开始以一种系统化的形态出现。同时儒学的重新整合和复兴，为唐宋时期家训的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的出现，使唐宋家训开始理论化，从而为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同时，长期积累的盲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

——摘自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所学，指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并简述该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概况。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唐宋时期家训呈现的新特征。结合所学，分析“新儒学”对宋朝基层教化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的主要表现，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实现“可贵超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