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由凡入圣的历程
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但他生前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地位在统治者的利用和儒学学派的推崇下日益提高。但这时他还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受到重视。秦始皇焚书和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曾使儒学一度受到排挤，但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儒学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孔子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其形象逐渐被神化，不断被各代统治者加封。西汉时孔子被称为“褒成宣尼公”，两晋时被称为“先师，南北朝时被称为“文圣尼父"”、“先王”，隋文帝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改称孔子为“先圣”，唐玄宗则将其追谥为“文宣王”。两宋时孔子地位进一步提高，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更加重视利用儒家的思想控制功能，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并明令全国各府县学都祭祀孔子。清朝统治者对孔子的崇奉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这时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清朝的几个皇帝还亲自到曲阜向孔子致祭。至此，孔子已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成为关系国泰民安的圣人。
-----岳麓版历史教材《文化发展历程》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孔子成圣”这一历史现象。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材料一 从孔子创立儒家的过程看，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和“损益”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既继承和延续了原初的文化,又有所变化和发展，因而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性。儒家学说推行的安家邦和忠孝之道的理念,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普通百姓眼里,也契合了长期以来坚固的血缘心理和社会道德上的满足。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立足现实，为此后世儒家主动吸收其他学派合理的思想，也使儒学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二 和民国初期提倡尊孔的主张相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反孔言论无疑是十分激烈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孔非儒的。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打算也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决裂，而是采取“重新定位孔学”的方法,即先打破孔子偶像，然后在恢复孔子及其思想的原来面目。在自由、民主等观念日益为现代化作出贡献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为实现救亡图存,重估儒学价值,并推动其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作出贡献。
——摘编自张卫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成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学者对儒学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这一态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