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闻一多先生以为，龙是以蛇为本体，又融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是因为“当初（原始社会）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材料三 随着龙图腾分散到各地方，龙的影响也扩展到四面八方。因地域的限制，交通的不变，人们那时交往极少，各部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龙加以改造，这样，龙的观念就因地而异了，使得龙的形态在先秦时期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人们的观念隔阂逐渐融洽，龙的形态也开始趋向统一。历代封建帝王蓄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和龙挂上钩，使龙成为其专用品，皇帝即位叫“飞龙”，皇帝穿的叫“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有了病叫“龙体欠安”，皇帝的子孙则叫“龙子、龙孙”。……随着封建制度的越来越僵化，那些帝王们也越来越害怕江山不稳，禁止龙在民间传播就是镇压百姓的手段之一。龙被帝王专用以后，人们观念中的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不再是保佑众生的神灵，而是极其可恶凶残的暴君。
从孙中山推翻帝制至新中国成立，人们的各种观念从旧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人们不再相信龙是帝王之祖而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被少数人利用驾驭在华夏民族头上几千年作为华夏民族的权威象征，终于重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不再对龙感到恐惧神秘而心有敬畏。人们舞龙，不再是对祖先神人祭祀，也不再是向帝王歌功颂德，龙的节日纯粹是大众化的娱乐活动而非宗教的和政治的。美国旧金山华人街赫然盘踞两条巨龙，那是民族的象征与骄傲。从这点意义上说，龙蕴藏着深邃的内涵：龙是团结、伟大的象征，是联系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结。
——摘编自禹建湘《龙的演变及其内涵》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述龙图腾所体现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2)阅读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阐释“龙”的形象和内涵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材料一 战国形势图
材料二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摘编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避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表万余里。
——摘编自《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清圣祖实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修筑长城与战国修筑长城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 宴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每年正月旦的元会议，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的重要仪式。汉初，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皇帝通过展演礼仪确立自己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这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秦汉的皇帝还热衷于赐酺，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庶民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这种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秦汉时期的元会议或皇帝赐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
——摘编自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1)据材料，指出秦汉时期宴饮活动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举行宴饮活动的目的。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