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汉时期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国家行政最高决策权。皇帝为了保证自己最高决策权的正确行使，建立了相应的行政决策体制，设置决策机构和人员，初步形成较为严密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采用朝议、中外朝议等不同类型的决策形式。每遇到军国政务，皇帝总要采用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关大臣进行讨论，从而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少发生失误，用集体的智慧来弥补皇帝专断的阙失，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摘编自刘太祥《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
材料二：皇权在明清时期极度膨胀，朱元璋取消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领导各部管理全国政务。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康熙亲政后，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当值的翰林院学士可参与处理机密要务，替皇帝草拟谕旨。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全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撤销，国家一切政务均由皇帝一人独断朝纲。
——摘编自赵学聪《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中央权力结构变化的特点。
2 . 材料 秦灭六国后，嬴政“使得天下豪富于咸阳”，一次就迁徙十二万”。这样既便于控制他们、防止他们成为六国分裂协力的支持力量，又加强了首都的繁荣。在北面修筑万里长城防御胡人、匈奴等少数游牧民族的侵袭，两次由内地移民几万户前往开垦，在南方井渠移民，设郡管辖，而对商人，则将他们迁离此地，以限制他们发展，如魏国的冶铁大商人孔民被建到南阳（今属河南），赵国“用铁治富”的卓氏被迁还到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甚至征发商人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等一起远征和戍守边地。
——摘编自朋奎相.陈流（中国古化改革史论》
（1）根据材料，概括嬴政巩固统治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嬴政为巩固统治面采取的措施的意义。
材料一 秦灭六国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岭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地区）。这样，秦始皇便在我国相当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这一统一，包含了南方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部分氐羌系统民族、北方部分阿尔泰系统的民族以及东北部分少数民族。因此秦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亡激发群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超越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与党派利益，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起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中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如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又如1941年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5个回民自治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保障了“各族人民的联合团结，有利于集中中华各民族的力量对日作战”。
——摘编自朱金春《抗战历史遗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材料四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多次的侵华战争，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为了捍卫民族主权，解除民族危机，备受欺凌的中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在关乎民族发展存亡的时刻，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以各自的方式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近代中国人民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启示》
（1）依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具体措施。
（2）依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分析元代边疆治理措施的积极影响。
（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依据材料三概括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做出的贡献。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以怎样的方式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要求：各举一例即可）。
材料 中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度从秦确立到清朝结束，历时两千余年，先后经历了三种模式：宰相独立开府辅政制、宰相三省参议辅政制和宰相听命拟旨辅政制。
宰相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三正”，商朝时出现了“三公”、“左右辅助弼”的现象。西周中后期，鉴于重要辅臣不断更换易造成政务混乱，开始设置专门的辅政机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辅政方式虽各不相同，但辅政大臣多为贵族集团的代表，可以自辟僚属，独立行使权力，可以说他们是在“主政”与帝王分庭抗礼。
秦汉以来，宰相的出身有名门望族的，有宗室的，也有寒门的。唐宋之后，科举入仕者居多。宰相辅政制度的沿革趋势体现了皇帝专制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和驾驭百官能力的不断提升。该制度对古代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兴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自郑石桥《中国职官制度中的内部控制考略》等
（1）结合秦朝、唐朝、清朝的相关史实，对宰相辅政制度的“三种模式”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宰相辅政制度的演变趋势。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宰相辅政制度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