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湖南为南楚之地，在西汉和东汉前期以“风俗脆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著称。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湖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的户数和人口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所示）。
两汉湖南人口对照表
| 郡国名 | 西汉（公元2年） | 东汉（公元140年） | 备注 | ||||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
| 桂阳郡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框、浈阳、阴山 | 28119 | 156488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阴山、曲江、含涯、浈阳、汉宁 | 135029 | 501403 | 所属县去阳山，增汉宁（顺帝永和元年置） |
| 武陵郡 | 索、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很山、零阳 | 34177 | 185758 | 汉寿（故索，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迁陵、辰阳、酉阳、零阳、作唐、沅南 | 46672 | 139378 | 所属县去无阳、迁陵、很山，增作唐、沅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置） |
| 零陵郡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 | 21092 | 139378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重安（原钟武，顺帝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蒸阳（原属长沙） | 212284 | 1001578 | 所属县增加湘乡、昭阳、黍阳三县 |
| 长沙国（东汉改为郡）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蒸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 | 43470 | 235825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城、醴陵 | 255854 | l059372 | 所属县去忝阳，增醴陵 |
| 合计 | 47县 | 126858 | 717449 | 49县 | 649839 | 2813266 | — |
| 西汉户126858；口717449；户均5.66口 | 东汉户649839；口2813266；户均4.33口 | ||||||
注：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
——摘编自张齐政《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的变动情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变动的影响。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
材料一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光武帝“精兵简政”的背景及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汉光武帝，唐太宗精简官员做法的进步之处，并运用唯物史观说明东汉初年和唐朝初年“精兵简政”的必然性。
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学者李根蟠的《汉魏之际社会变迁略论》一文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学者何兹全的《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一文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城市和城市交换经济十分发达和繁荣。城市交换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的和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走向、发展规律，是在城市交换经济的主导和支配下向前走动的。
——摘编自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针对材料中的观点，赞同、反对或提出自己的观点均可，也可以任选一个观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阐释清楚，史论结合，逻辑合理等）材料在战国时期，秦国开凿水渠浇灌庄稼，关中水网密布，巴蜀有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小麦种植面积大为增加。秦汉时，不仅中原地区基本实现“铁器化”，四周边远地区也先后实现此进程，铁器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日渐显现。汉朝廷比较重视牛耕的推广，对所徙民、屯田民或“假与犁、牛”，一些地方官吏，如龚遂、王景、任延等人，也比较注重牛耕的推广。汉代，水利事业较为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史记·河渠书》有载：“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赵过在推广牛耕的同时，亦据“古法”推广代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汉时期的农业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时期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
材料 表：不同时期“中国”的基本内涵
| 商周时期 | 中国指的是万国的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国，周朝的首都——宗周和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为“都” |
| 春秋战国时期 | “中国”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做中国 |
| 秦汉时期 | 秦朝建立后，整个统治区域都成了中国；汉朝时期，对外而言，“中国”成为汉朝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
| 东汉以后 | 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在分裂时期，分裂各方为了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都必定以中国自居 |
——摘编自葛剑雄《何以中国》
阅读材料，根据“中国”的内涵变化过程得出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述。（要求：结论明确，史实充分准确，逻辑严密）
材料一 西汉时期，御史由最初的君主秘书人员逐渐演变为集文书枢机之权和监察之权为主的核心监察官，御史大夫秩两千石且为副丞相，御史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更加清晰，“给事殿中”“理众官”等官员在秦代御史执掌监察权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化和精密化。西汉初期，御史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宫中的御史大夫寺，此时的御史与秦朝时一样也成为沟通皇权与相权的重要节点。西汉中后期以来，虽然御史大夫外化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侍御史仍继续留在中朝，并通过与尚书在行政机制的分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试，发展了原有的监察之权，御史与尚书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专门监察官员。
——摘编自牟学林《从枢机到监察：西汉御史机构的职能转化》
材料二 东汉时期，尚书台尽管是总理政务的中枢机构，但却已享有一定的监察权，其机构设置也较为完善，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较大的相互独立行使的监察权。就监察对象而言，尚书台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尚书更多的是行使其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但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尚书台官员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官员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
——摘编自王娟《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御史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时期的监察体制“无疑是一大突破”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监察体制演变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